理论教育 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批判的理论意义及尚待解决问题

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批判的理论意义及尚待解决问题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退一步,我们至少不能否认,市民社会的问题是黑格尔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现实出发点。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历史观排除掉工业和市民社会是不确切的。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导言中,马克思才意识到黑格尔这种立足于现实具体,而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认识论对于透视当下现实的合理意义。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并不是黑格尔式的在认识

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批判的理论意义及尚待解决问题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1〕[14]

马克思以激进的言辞指责鲍威尔等人,甚至是黑格尔的历史观脱离现实的科学和工业生产,将历史的动力归结为绝对精神的概念辩证法这一纯思维的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确实在其体系中取消了自然、工业甚至市民社会的独立地位,也没有将物质生产作为现实历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经过了鲍威尔等人的极端发展之后,彻底走向了群众的对立面。而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逐渐深化了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框架内已经将自然科学和工业看作人的对象化力量的实现,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消解了“对象化劳动”的提法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抽象因素,而直接从现实的工业和物质生产出发,认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动力,认识一定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生产方式是认识这一时期历史的前提。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我们知道,费尔巴哈虽然颠倒了黑格尔的体系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将意识重新置于自然的人的基础之上,但是费尔巴哈关心的是哲学史宗教史。他的人类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黑格尔之后的新神学,他的理论模式是在真正意义上不涉及现实物质生产的。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逐渐走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受到费尔巴哈影响的那种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模式,这是他经济学研究的独立成果。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指出了他的历史观与认识论的基础在于现实的物质生产这一基本原则,但是他此时对于这一点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或者说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什么是物质生产?怎样的物质生产?马克思还不能从物质生产的内在规定出发来剖析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更不用说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性动力。我们只能说,他是从现象层面、从实证的意义上直观地理解了历史的基础与动力。这样一种经验直观的实证方式自然无法理解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自然、工业的意义,更谈不上真正进入黑格尔的体系内部来超越之。

卢卡奇恰恰认为,黑格尔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剖析而建立其辩证法的结构模式。当然,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激烈批判。但是退一步,我们至少不能否认,市民社会的问题是黑格尔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现实出发点。正如笔者在前文指出,黑格尔毕其一生都在为克服“实证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努力寻找各种理论模式。在他《精神现象学》之后的成熟时期的理论模式中,他看到了市民社会——这一第二自然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这一对象虽然是人所创造,但是却在客观上成为与人所对抗的力量。人在市民社会中遵从着必然性的原则,而失去了自由——这是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很多理论家所共同面对的现实困境。在黑格尔独特的解决方式中,他将市民社会这种外在于人的存在看作是为人的存在:“事物只有在关系中,只有通过我以及它与我的关系,才有意义”[15]。正是在人类实践与认识的范围内,事物的独立性被消解了,事物在意识看来仅仅是它的对象化、外化的产物,它的物质性被认作是转瞬即逝的,偶然的东西被抛弃了,而它本身被看作是起着人类精神的持存的作用而存在。当精神意识到这些对抗性的外物不过就是自己的时候,它就获得了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历史观排除掉工业和市民社会是不确切的。然而,黑格尔的这种解决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宗教层面的和解,他仅仅让人们通过“教养”的方式意识到了这种自由,这种作为自身精神的“解脱”的自由,而市民社会对于现实的人的束缚,并不会因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或者是否在意识中克服了它,而有丝毫改变。那些被黑格尔所蔑视、所抛弃掉的偶性的物质性因素,恰恰是黑格尔哲学最需要正面回应的地方。从根本上说,这源于黑格尔从认识论出发所建构的解决路径的局限所在。

也因此,在历史观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历史可以看作是站在历史的终点回顾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这个当下正是黑格尔历史观的立足点所在。事实上,黑格尔所关心的并不是那逝去的充斥着偶性的历史,而恰恰就是这个历史对于当下的意义所在。站在这个当下,过去的已经消逝的一切都被保存在观念中成为永恒的东西,因此只有观念、精神是不朽的东西。这一当下所呈现的观念包含着过去的一切发展阶段,换言之,只有在当下的观念的形态中,过去的一切历史发展形态才获得终极的意义。因此,黑格尔的历史不是线性的发展的历史,而是面向当下、浓缩于当下的历史的缩影。正因此,线性发展的偶然的历史由当下看来变成了有目的、有意志、有意义的发生学意义上的精神的自我运动史。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论证人类自由的最终实现,在黑格尔看来,只有精神的自知自识,只有在精神意识到一切障碍都是自己所外化出来的那一时刻,它才能获得自由。工业、市民社会等等作为精神在特定阶段所外化出的历史性的产物,在这个到达了绝对知识的当下看来,都以精神性的形态保存在了绝对知识的体系中,而其物质形态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过去式中。黑格尔正是以这种方式论证了历史终极的自由指向。

虽然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精神的历史沉降到尘世的土壤中,然而此时的马克思并不理解黑格尔以概念辩证法形式所包含的历史发生学的合理性,他所理解的历史还是经验直观的历史,他所理解的工业、实践从本质上说还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抽象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关系。这样的历史、实践恰恰是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的对象化活动的表达。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导言中,马克思才意识到黑格尔这种立足于现实具体,而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认识论对于透视当下现实的合理意义。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并不是黑格尔式的在认识论领域建构的辩证关系,而是“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中,以及从作为这种过程的完成结果的结构方式中抽象出来的”[16]。孙伯鍨先生总结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要求用概念和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再现具体整体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内在历史秩序,但是在方法上却要从所研究对象的结构分析入手,对具体整体中的并存要素逐个地分析和分解,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从属关系,然后把它们在结构上形成的序列和在时间上出现的顺序相对照,从而弄清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样,就能把逻辑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地结合起来了。”[17]从这种历史观看来,马克思此时对于历史的直观研究恰恰倒是抽象的。

[1]黑格尔:《逻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页。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页。

[3]黑格尔:《逻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页。

[4][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页。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4页。

[6]以上引文均出白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4—259页。(www.daowen.com)

[7][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9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4页。

[1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5页。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1页。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1页。

[1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3页。

[1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1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5页。

[16]《孙伯鍨哲学文存》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页。

[17]《孙伯鍨哲学文存》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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