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的整个体系看来，在《精神现象学》中，“意识，作为显现着的精神，它自己在途程中解脱了它的直接性和外在具体性之后，就变成了纯知，这种纯知即以那些自在自为的纯粹本质自身为对象。它们就是纯思维，即思维其本质的精神”[1]《逻辑学》就是研究纯粹精神自身的抽象理念。《自然哲学》是研究精神自身外化为自然阶段的运动过程，而《精神哲学》所研究的内容是由外化为自然的中介回复到自身的已经自知的精神，在另一个更高阶段的运动过程。这一过程中，主观精神是精神的自在状态，而客观精神是精神外化为其对抗性的对象力量中的形态，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最终统一于绝对精神之中。客观精神的研究对象事实上正是人类所创造的第二自然。按照黑格尔的一贯思路，他正是要从人类社会这一第二自然中挖掘精神运动的逻辑轨迹，或说以精神运动的逻辑轨迹的现实化组织起第二自然的有机结构，以表明这一在马克思看来的必然性阶段是通向最终自由的必经之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指出：存在即合理。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指出：“如果反思、感情或主观意识的任何形态把现在看作空虚的东西，于是就超脱现在，以为这样便可知道更好的东西，那么，这种主观意识是存在于真空中的，又因为它只有在现在中才是现实的，所以它本身是完全空虚的。”[2]黑格尔反对这种将现实存在与“应当”的价值悬设割裂的做法，而主张在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的运动中，把握存在与真理之间的统一。因此，作为人类精神对象化产物的第二自然的那些偶然性的、转瞬即逝的物质性因素就被扬弃了，而此中潜在的精神力量被剥离出来回复到自身，异在的必然性被扬弃了，精神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复归中实现了自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反复批判的黑格尔“（绝对精神）在它的异在中就是在自身”的逻辑，就是对“存在即合理”这一现实价值判断的逻辑学阐述。黑格尔正是在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中，取得了这样一种进步的历史信念，即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一种统一性的进步力量，它将突破现实阶段的各种矛盾阻碍，并以此为必要的契机，最终实现人类自由的美好图景。黑格尔的时代向其昭示了科学、工业发展的进步力量，这种客观物质力量化身为哲学体系中的统一性话语（logos），主导了历史过程的前进，黑格尔的这一乐观的信念正是他的时代的产物。

黑格尔之所以将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哲学洞察纳入到这样一种形而上学体系之中，转变为绝对精神的外化环节来加以考察，正是基于近代以来认识论的发展困境。休谟的不可知论已经宣告了对于人类知识普遍必然性证明的失败，而康德对于人类理性能力囿于经验的限制则将那些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永远悬搁起来，认为这是人的知性所不可把握的。黑格尔则认为，在康德的学说中，在当时流行的哲学方法中，“科学和常识这样携手协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即：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3]。哲学都投身于研究所谓“有用”的科学，而真理——对于灵魂福祉的追求则被人遗忘。黑格尔则以其超越知性、理性的精神的思辨运动建构起了最后的形而上学大厦，希望能够给人带来真正认知真理的科学体系。在这样一种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的一体化架构中，人们在对绝对的认识中获得了永恒的真理，也获得了自由。在这一体系中，全部感性存在、社会存在、人的存在消融为绝对精神的逻辑环节，而对其的直接认识转变为对于绝对的思辨考察，熟知哲学史脉络的黑格尔认为，这是透视真理的唯一方法。(www.daowen.com)

正如费尔巴哈所批判的，黑格尔挽救了行将没落的神学。胡塞尔指出，在古代哲学中，对于本质的追求最终落在对于世界本身固有理性的探寻之上，它的最高原则则是上帝；而笛卡儿所开辟的近代哲学则将这种古代形而上学置于必然性的科学方法考察之中，以便在认识论中证明其真理性。这一努力必然以失败告终，休谟、康德都告诉了我们答案，但是不可否认，不管在古代的形而上学努力中，还是在近代的对真理的必然性考察中，都不可分割地包含于“理性”的问题中，对理性的运用、考察和追求必然会最终指向形而上学的永恒终极价值问题。此后的实证化倾向作为砍掉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头颅的科学，依然包含着这一残留。借助于胡塞尔的判断，我们可以将黑格尔的努力看作是以古代哲学对于形而上学的终极的追求截流了近代哲学日益实证化的趋势。因为黑格尔恰恰洞察了这种实证化所带来的最终危机，即在物化世界面前人性价值的泯灭。虽然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将人推向了神的位置，然而极具讽刺的是，打倒了神的不可动摇的权威，恰恰也使得古代形而上学对于理性，以及其终极的价值追求的推崇最终崩溃。因为事实上，古代形而上学的终极的神不过是人类普遍理性的代言人，而神的覆灭也意味着普遍理性的信仰的终结：“与此同时，对于世界由以获得其意义的‘绝对的’理性的信念，对于历史的意义的信念，对于人性的意义的信念，即对于人为他人的生存和一般的人的生存获得合理意义的能力的信念，都崩溃了。”[4]近代哲学个人的地位的奠立恰恰将人赶向了物化世界的困境而使人无所挣脱。在现代社会，庸庸碌碌的个体凡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人之根本，沦落为可悲的物质动物。这正是黑格尔所不愿看到的社会现实。黑格尔将人重新纳入形而上学—神学的怀抱之中，希望人们在物质世界重拾理性精神的信仰，也就是对人类自身普遍能力的信任。他乐观地相信历史发展中展现出的普遍性力量能够带人走出物质世界的困境，也许，这是最后的美好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