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尔巴哈方法论的指引下,也由于自身经济学研究的起步,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对黑格尔的批判较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在深度上有了很大的推进。他挖掘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现实保守妥协的根源在于其辩证法,并对其辩证法的“异化”的、“抽象”的形式进行了批判。但是同时,马克思也看到,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有其合理因素,他将现实的人的实现理解为一个过程,即否定的否定的自我扬弃的过程。而费尔巴哈直接肯定的感性直观的思路虽然有其批判性和进步性,但是无法成为一种知识,缺失了从现实社会向未来哲学过渡的现实环节。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恰恰弥补了这一未来“社会”的“前史”部分,因此被马克思用来建构完善其共产主义理论。然而从方法论层面上看,无论是马克思此时对黑格尔的批判,还是他此时对黑格尔的肯定,事实上都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而没有真正从黑格尔辩证法的内部完成其批判任务。
在费尔巴哈的理论中,他简单地认为,人只要摆脱了唯心主义的理解存在的“异化”的方式,而转向对感性存在的直接确证,就能通过感性直观“如其所是”地直接理解事物的无限本质。通过这种与感性存在、与人的交往方式的改变,人们就能实现“社会”目标。但是马克思的思路显然不止于此。他通过赫斯意识到,不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异化的,而且市民社会本身就是异化的。要突破私有财产的异化,而走向“社会”的终极目标没有这么简单,结合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研究,他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倒是提供了某种实现“社会”目标的可能性。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一部分,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作为实现费尔巴哈“社会”目标的一个必然阶段和有效原则:“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这个共产主义阶段就是马克思在后文提到的真正的人的实现的过程,可见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从现实社会过渡到费尔巴哈未来哲学所构想的“社会”之必经道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的思路,他没有如费尔巴哈一样在宣告了黑格尔哲学的神学本质之后就将其抛在一边,甚至认为辩证法也是完全非法的方法论。马克思倒是认为,在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异化外衣之后,可以将其辩证法用来填补费尔巴哈所缺失的社会过渡的现实实践环节。
但是在论证这一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道路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又进行了费尔巴哈式的改造。他将异化与对象化从黑格尔的外化中剥离开。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对象化只是一种确证精神对象性本质的思维中的虚幻过程,而与现实的感性存在无关。费尔巴哈认为要真正贯彻对象化的原则,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唯一主体的框架中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两个完全对等的、独立的主体之间,或者主客体之间,才能通过真正的对象化过程而相互确证其本质。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的思路,他认为通过现实的对象化劳动,即工业、自然科学,是可以实现对人的全面本质的真正现实占有的。正是在这一思路中,他发现了私有财产是可以在剥离了其异化的外观之后,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的产物,通过否定的否定的过程而实现人的类本质,最终通达费尔巴哈的“社会”目标。费尔巴哈完全无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外化”的“异化”方面,将其斥之为精神的妖魔化存在的把戏,而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异化是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存在的,怎样消除异化,又可以保留对象化?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将这一过程理解为现实的历史过程,而是理解为将人本学确立为工业、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的思想转换过程。他认为私有财产之所以以异化的状态统治着人,使得人只能片面地占有其类本质,正是因为人们只是将富有、贫困、劳动这些概念仅仅作为国民经济学的冷冰冰的名词,而没有看到是富有的人、贫困的人、劳动的人现实地站立于地球上。换言之,只要我们将现实的人取代这些冷冰冰的概念、范畴,以“感性”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就能改变国民经济学以及现实市民社会的异化状况,而在消除了异化之后的工业、自然科学这些人的对象化活动及其产物就能成为对人的类本质的全面实现,通过否定的否定而走向“社会”目标。这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剥离异化而通过否定的否定的过程实现“社会”目标的具体路径。黑格尔的辩证法仅仅在“对象化”的意义上被承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种肯定方式,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他才发现,正是这种资本主义过程,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异化”状态自身孕育着扬弃“异化”的可能性。“异化”不是通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颠倒”就可以在观念中被消除的。消灭异化,而通过对象化劳动确证人的类本质的人本主义批判逻辑转变成了通过异化的必要中介而最终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历史辩证法逻辑。事实上,黑格尔的外化将异化与对象化的辩证统一正是建基于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深刻解读,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异化与对象化就是不可分离的。通过将人本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并不能改变现实生产关系中的异化状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作为人的对象化产物的商品、货币、资本等等总是成为“异己”力量与人对立。黑格尔辩证法否定的否定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是对象化及其扬弃的过程,更是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从对象化线索而发展出的生产力线索,与从异化线索而发展出的生产关系线索所构成的矛盾,正是历史运动扬弃自身的唯一真正动力。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6页。
[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2—153页。
[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9页。
[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9—150页。
[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9页。(www.daowen.com)
[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4页。
[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6页。
[1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7页。
[1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2页。
[1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1页。
[1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页。
[14]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1—353页。
[15]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1页。
[16][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6页。
[17]“实证性”即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加给人们的宗教戒律、客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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