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他在指出了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之后，就把黑格尔哲学抛在一边而不去管它。这样的克服并不是真正的克服。[14]作为近代形而上学的终结，费尔巴哈瓦解了延续着神学传统的近代哲学之作为主客统一体的逻各斯（logos）的绝对主体地位，重新发现了身体、感性事物、自然这些前语言、前逻辑、前意识的存在的基础意义。他将人从精神的神学中解放出来，回归到自然的怀抱。他构想着一种人与人之间以爱的方式直接交往的未来哲学。作为共同体的经验性的、身体性的类人，是理性的尺度，是上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费尔巴哈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但是，不管是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的简单化上来说，还是从费尔巴哈哲学本身的局限性上讲，费尔巴哈都是需要进一步克服的。

费尔巴哈重新奠定了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但是他没有正视黑格尔哲学之所以不谈感性存在物而谈论现象，不讨论独立存在的自然而讨论作为精神外化的自然的合理因素。黑格尔从来都没有回避现实，也没有否认感性存在物的独立存在。正如卢卡奇所说，黑格尔也许有神秘化自然之嫌，但他这样做是为了对人类史这方面特别强调。[15]笔者已经在前文指出，黑格尔之所以以理念作为客观存在的本质，是因为其“价值论”的特性，黑格尔通过将理念作为先在于一切存在的存在，使得现实摆脱了僵死的物的特性，而总是与某种价值指向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具有了能动的特征。而这种将价值批判维度植入现实社会的方式，就是通过将现实表现为逻辑的运动而体现出的自身的自我超越性。黑格尔的真正缺陷在于，他将历史的自我超越归结为先在的理念的作用，归结为精神自身分化而设置的矛盾的动力，他没有意识到真正自我超越的不是理念，而是理念所建基的现实历史。现实历史因其内在的生产性，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将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的价值指向的彻底化，是通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实现的。

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只是在思维领域内的精神自我运动的方式，而彻底脱离现实的感性存在，他不懂得黑格尔哲学的强烈的历史感和经济学研究正是这种思维辩证运动的基础。正如卢卡奇指出的：“至于从实际中引申出这个概念（外化）来并在黑格尔哲学里矛盾百出地反映了自身的那个发展过程，至于在黑格尔的外化里经济学与哲学的密切关联，费尔巴哈一点也不知道。”[16]虽然黑格尔本人没有将这种历史感在其哲学体系中自觉地揭示出来，但是从他的哲学的辩证法中，不能否认他对于这种现实历史的辩证特性有着深刻体验。费尔巴哈只是揭示了自然对于意识的制约作用，而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表述了物化社会——这一第二自然对于人，以及人的意识的制约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人所创造的而又是人所不可抗拒的客观对象物的力量的制约来体现的，同时黑格尔也揭示了对这一强制力量的扬弃的历史解放过程。早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就在宗教领域提出了所谓“实证性”[17]与道德主观性的对立的问题。克服“实证性”的时代，恢复人的自由成为黑格尔一直以来的哲学宗旨。而随着法兰克福时期和耶拿时期对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黑格尔意识到这种对立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随着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其“实证性”概念消失了，但是这一概念用来表征的问题“人的社会实践跟他所创造的东西的辩证关系”依然是黑格尔哲学关注的中心。在劳动的隐喻中，黑格尔指出，正是在人的劳动过程中，不仅将人的对象性本质纳入到自然存在中改变着客体，使得客体中的自然因素逐渐减少；而同时主体也被相应地改变了。卢卡奇指出，黑格尔将这种从经济学和历史中所找出来的社会的客观性提升为一种哲学话语。这一凝练过程直接促使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外化”概念的出现。在精神外化的每一环节，第一个否定阶段是主体对象的树立，即一种异己力量的实现，但是这一异己力量也包含着主体所外化的对象性因素；而第二个否定则是通过这种对象的扬弃而复归于主体，从而使得主体达到自我认识、自我确证，实现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和解。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的“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是可以理解的。(www.daowen.com)

正如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是一个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上，费尔巴哈将哲学、宗教的发展史代替了现实的历史，他的未来哲学仍然是停留在现实生活的彼岸的乌托邦的玄思，是一种真正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相比于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虽然有着唯物主义的外观，但是他不理解社会，不理解现实，其感性存在、真正的人都是真正哲学抽象的设置。这种将感性存在提升为第一性的理论作为一种哲学原则是意义重大的，但是由于其感性存在的不可言说性，又导致了它无法提供给当时的人们任何知识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原始自然的强调，对于身体语言的揭示，对于逻辑暴力的解除，对于主体—对象的交往方式的破除，等等，使得它与后现代哲学存在着嫁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