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马克思批判完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无批判态度之后，就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马克思根据《未来哲学原理》的论述，对费尔巴哈的功绩作出了高度评价：

其一，“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指出宗教神学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出现的。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指出思辨哲学是作为旧神学的颠倒形式而存在的。在旧神学（有神论）中，只有上帝才是主体，人类理性是作为上帝所创造的客体。而在思辨哲学中，理性成为上帝的上帝，成为上帝的本质，成为真正的主体、能动的主体。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在旧神学（有神论）中，上帝是作为人所思维、想象出的感性实体，因此其本质是人的类本质，上帝是人的客体。而在思辨哲学中，人的理性被从感性的人中抽象出来，作为上帝的本质。因此，上帝的本质——理性，就成为人的主体，成为能动的“自我”。因此费尔巴哈说：“普通神学将人的立场当作上帝的立场，思辨神学则正好相反，是将上帝的立场当作人的立场，甚至于当作思想家的立场。”[3]接着，费尔巴哈回顾了笛卡儿之后的近代哲学史，从哲学上勾勒出了一条从有神论到泛神论再到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发展的必然线索。可见，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费尔巴哈的新哲学正是沿着这条线索的，是黑格尔哲学的必然发展结果。为什么说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上还是神学？因为黑格尔将自我的本质——思维，从自我中分离出来，作为本体的上帝而对象化、神圣化。因此也就间接地宣布自我是具有神性的。理性通过这种抽象变成了真正的自在之物，“绝对哲学就是这样将人固有的本质和固有的活动外化了和异化了”[4]。

其二，费尔巴哈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从神学出发，通过“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又复归于神学的秘密。由于黑格尔哲学的泛神论特质，即作为一种否定神学的神学，所以它本身的逻辑就具有矛盾性。费尔巴哈是这样论证的：他认为黑格尔哲学与从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在摆脱物质羁绊而复归纯粹的神圣实体的思路不同，从前的神学家将这一过程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工夫，认为人的道德就在这样一种“解脱”之中。而黑格尔认为，这是上帝应该做的事情。作为上帝的绝对精神应该担起摆脱物质而获得自身解放的责任，这才是达及自由的真理。如何实现这一任务呢？上帝就必须把物质放到自身之中，将物质设立为自己的反面，这样，物质就不是与精神先验对立的存在，而是精神的自我外化，因此物质被宣布为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又被当作虚幻的成分而加以扬弃。“物质事物虽然被容纳进理性、自我、精神之中，却是理性中的非理性成分、自我中的非我、自我的否定，正如谢林哲学所说：上帝中的自然，是上帝中的非上帝，是在上帝之内，而又在上帝之外；又如笛卡儿所说：肉体虽然与自我、与精神结合在一起，却究竟在自我之外，不属于自我，不属于自我的本质，因此肉体与自我结合不结合，是无关紧要的。物质与那个被哲学假定为真正实体的实体，永远是互相矛盾的。”[5]黑格尔哲学与泛神论一样，将物质放到上帝之中，这就承认了唯物主义的真理性，而同时还是假定了神学本质的真理性，就这样，神学通过“否定的否定”的哲学，又被建立起来了。因此，“黑格尔哲学是一个最后的巨大的企图，想通过哲学将已经过去了的基督教，没落了的基督教重新建立起来”[6]。那被认为是克服了主客两分的绝对精神，实际上只是将上帝看作一个过程，而将无神论作为神学的一个环节。这个被从无神论中重新建立起来的上帝，从不信仰中重新恢复的信仰，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上帝。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即已指出，宗教与哲学不管怎样调和，其本质上是理性与信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黑格尔哲学内涵的本质的矛盾性。

其三，费尔巴哈所创立的新哲学反对抽象思维的中介，而从现实的感性存在直接出发。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逻辑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最初起点，那个最为抽象的存在，是剥离了一切感性存在的特性的，最为抽象的存在的观念，是臆想出来的没有实体的存在。这种观念中的存在可以被言说，被合逻辑地思想，但是在此之外的活生生的感性存在是不可言说的，它虽然不可言说，但是本身依旧是有意义的、合理性的。它是逻辑和语言的基础！属于存在的是个体性和个别性，而属于思维的是普遍性。费尔巴哈如此解释黑格尔的中介的辩证法：“思维对个别性有所要求，就是将普遍的否定，将感性的基本形式即个别性，当作思维的一个环节。于是抽象的思维，或处在存在以外的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概念。”[7]这一过程的实现正是通过“神学”，只有在上帝中，存在与概念、个别性与普遍性是直接结合的。在古代哲学中，思维和存在还是分离的，而发展到新柏拉图派，人们以一个理想性的实体——上帝来弥补感性生活中的缺憾，也就是说，人用自己的观念来弥补现实中失去的实体，于是作为影像的观念就代替了对象自身，于是应该由直观所给予的东西被交给了思维。在新柏拉图学派中是观念的东西，黑格尔将它转换成了概念，将它理性化了。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在于：“他要想掌握事物本身，但是却在事物的思想中去掌握；他要想站在思维之外，但是却在思维本身之中。⋯⋯在抽象的黑暗中承认现实的光明，乃是一种矛盾。”[8]黑格尔所实现的具体概念，即具体的理念，终究不是那感性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概念，终究没有在理念实在化的历程中跃出思维一步。费尔巴哈所建立的新哲学则与此相反：“新哲学是不以抽象的方式，而以具体的方式思想具体事物的，是就现实的现实性，是以适合现实本质的方式，承认现实是真实的，并且将现实提升为哲学的原则和对象。”这种具体事物是非思维的事物，是感性事物，感性才是理念的真理。感性事物自身就是主体。(www.daowen.com)

其四，费尔巴哈所创立的真正的唯物主义，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理论的基本原则。费尔巴哈看到，黑格尔哲学将理性提高到绝对的上帝的位置，因此一切都被囊括在精神世界之中，而思维之外别无他物。在思维中，我是绝对的主体，我与我自己同一，其他一切都是我的对象和属性，我是不容异己的。而在感觉中则不然，我容忍对方也同我一样是主体，是实在的，自己活动的实体，“只有感觉、只有直观，才给我以一种作为主体的东西”[9]。费尔巴哈区别了感性直观和表象、幻想直观。后者作为最初的直观，是将对象对于人的表象、幻想当成了对象本身，因此所直观到的并不是实际事物，而是人们思维的产物。而感性直观“应当如事物实际上所表现的那样去思想事物”[10]，这种直观能在最广泛的意义下了解事物，给事物无限制的自由。在感性直观中，对象不是作为什么属性和异化的形式，而是作为另外一个自我，一个对象化了的“我”——“你”，而存在。这种不同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思维中是不能解释的（思维中只有思维的绝对主体及其外化），只有在感性活动中，只有感性的实体才能互相影响。费尔巴哈说：“主体和对象的同一性，在自我意识之中只是抽象的思想，只有在人对人的感性直观之中，才是真理和实在。⋯⋯人与人的交往，乃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11]新哲学从现实的人出发，人是理性的尺度。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是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的统一。“你的思想只有通过客观的考验，为作为你的客体的别人承认的时候，才是真实的。”[12]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就已经指出，人的意识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的意识是一种类意识，而非个体意识，因此人的本质只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包含在我和你的区别的实体之中。新哲学不是思辨哲学家的独白，而是我与你的对话的哲学，它在“本质上具有一种实践的倾向”。

马克思是在面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困惑时候遭遇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恰巧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质疑存在某种合拍。费尔巴哈强调自然、感性存在的基础地位，而将思维的产物归结为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从这一视角看来，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正是脱离普鲁士专制国家现实的，具有神学色彩的政治唯灵论。费尔巴哈反对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而推崇以感性直观的方式来理解现实事物，而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正是通过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确证了国家理念扬弃市民社会异化状态的真理地位，事实上这只是在思维范围内否定假本质又确证假本质的勾当，使得现实存在的矛盾都在观念中得到和解。费尔巴哈的方法论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在马克思自己方法论的构建中，也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巨大影响。比如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外化分割为对象化和异化两个层面，其中的对象化线索也是受到费尔巴哈的理论启发。费尔巴哈发展了黑格尔的对象化的思路，他通过独立对象物的中介的方式确证自己的存在。费尔巴哈认为，在黑格尔的思路中，绝对精神的外化实质上并不是外化为感性存在的对象物，而只是确认了绝对精神的对象性，这是一个虚幻的东西。这种外化并不是通过一个独立的对象而确证自己，实际上只是绝对精神在思维范围内的自我确证，它通过扬弃唯物主义而确证作为上帝的上帝。而费尔巴哈通过将感性存在物与思维的分离，使得感性存在物成为独立的主体。通过这种对象的确证，自我才能真正得到确证：“人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对于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你由对象而认识人；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对象是他的公开的本质，是他的真正的、客观的‘我’。”[13]马克思沿用了费尔巴哈的这种通过对象而确证自己的思路，从而创造出通过改造客观存在物的“对象化劳动”来确证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因此他批评黑格尔的劳动只是精神的劳动，因为它只是精神自己的外化和扬弃，并不与现实对象发生关系，因此不是真正的对象化过程。也因此黑格尔的外化和对外化的扬弃实质上都是在精神领域内的自我运动，真正的感性对象、现实与精神的自我超越运动无涉，这就决定了黑格尔哲学实质上的无批判性。此外，在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中，在对自然、感性存在的重新肯定中，马克思完全援引了费尔巴哈的观点。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是与其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密切相关的。从《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产生的“苦恼的疑问”开始，马克思已经自觉地发现精神总是受到物质的纠缠，而很难实现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粹性。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实质的揭露犹如一剂强心剂让马克思看到了克服黑格尔哲学局限性的新原则。对感性存在的独立主体地位的承认，充分揭露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特征，而现代工业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进一步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现实依据。因此，马克思此时对费尔巴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也应该看到，马克思此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使得他的思路实质上超越了费尔巴哈，他对社会领域异化状况的研究，对扬弃异化而复归共产主义路径的可行性论证完全超越了承接于费尔巴哈的赫斯，这在上文已经提及。他对黑格尔哲学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的合理因素的承认，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完全否定态度。但是马克思此时也许并没有自觉到费尔巴哈的缺陷所在，而对费尔巴哈的评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着更为全面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