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人本主义立场使得马克思得以幸运地跳出唯心主义框架，发现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与鲍威尔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框架中的根本错误，从而面向现实群众、面向市民社会而建构其现实的批判理论。然而由于此时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背景，也使他无法突破抽象的价值悬设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局面。马克思此时所转向的人与自然的唯物主义基础也只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他对市民社会中的现实的劳动、分工等经济现象的初步的实证研究则无法内生出价值批判的维度，而必须依赖这一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而完整其哲学框架。因此马克思在这一抽象唯物主义，确切说是抽象人本主义基础上对现实进行的哲学批判依旧是脱离现实经济学研究的，其“本质—异化—复归”的历史观具有唯心主义性质。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现实的经济学研究出发，从对象化劳动的抽象哲学意义出发，进而开始发现现实劳动、实践、工业生产对于现实的推动作用，发现分工、交换对于市民社会内在关系的特殊意义，这一探讨基于市民社会内在的逻辑，萌生出了一条内涵着价值批判维度的现实超越路径，这一路径孕育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当然，马克思此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人本主义哲学框架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过渡环节，既具有思想转折的重大意义，又具有必然被扬弃的复调色彩。因为他已经与马克思此时从现实经济研究出发所萌生的内在逻辑不再相容，因此注定了迅速破裂的命运。

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哲学框架并不是他首创的，而是经过费尔巴哈、赫斯所中介的。这一哲学框架作为对鲍威尔、施特劳斯宗教异化观的唯物主义颠倒，在当时的理论斗争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被推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将历史的动力不再归结于绝对的宗教和上帝，而是归结为无限的自我意识，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极度强调作为启蒙精神的延续对于批判德国的专制统治有着强大的能量。然而这一资产阶级理论的唯心主义抽象特性使得他在现实运动中走到了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反动局面，最终走向被历史所抛弃的必然结局，这宣告了这一思想体系的最后终结。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和思辨哲学并不是什么绝对精神或者自我意识异化的结果，而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就釜底抽薪地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颠倒，他强调了自然、感性存在的前语言、前意识的基础地位，用人的类本质替代了绝对唯心主义框架中的绝对精神，也替代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的位置。但是费尔巴哈并不认同黑格尔，乃至鲍威尔的异化思路。费尔巴哈抽象地认为，人的感性存在是对其本质的直接肯定，异化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出自对上帝、绝对精神的迷信，如果人不再囿于那些异己的自我限制的本质，而转而相信其类本质，也就自然突破了异化的不幸命运。因此异化并不是超越现实的必然过渡环节，而是必须被消灭的环节。赫斯将费尔巴哈的这一人本主义思路从反对宗教和思辨哲学的领域转移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他认为货币是人的本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异化。因此必须要用爱代替对利益的追求导致的相互倾轧，才能摆脱异化，实现共产主义。费尔巴哈与赫斯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和黑格尔的精神的异化史观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认为异化是现实逻辑自我超越的必然路径，而前者认为异化是实现类本质所必须消灭的障碍。

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认同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性国家观理论框架，但是他的民主共和国的理论构想并不是基于市民社会自我扬弃的结果，而是对现实市民社会经济异化、法权异化状况的扫除之后的一个“自由平等”的抽象法权规定。因此他当时虽然还拖着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尾巴不放，但事实上他已经不是从黑格尔的异化史观出发，而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观出发建构其理论。因为《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向马克思表明，理性国家在现实中是看不到的，现实的国家是被物质利益纠缠的国家，黑格尔完全弄错了！因此马克思在与黑格尔逻辑的博弈中发生了思路的转折：理性国家从黑格尔逻辑的终点走向了他此时的逻辑的起点，即某种理论上的“应该”——人在政治生活中应该是平等的，国家应该是符合理性精神的存在。于是，马克思很自然地认同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即一种基于人的本质的某种脱离现实异化的“应该”出发的未来哲学论调。因此，与其说是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扩展到了政治批判领域，不如说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过程中援引了费尔巴哈的方法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由于进一步认清了政治现实，马克思在理论上也进一步向费尔巴哈靠拢。他抛弃了理性国家预设的尾巴，而走向对人的本质复归的人类解放。马克思已经不再寄希望于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救世作用”，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政治历史研究发现，普鲁士专制政权是一种被私有财产所制约的国家制度，这并不是一个特例，被私有财产所纠缠的政治异化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还打着“自由平等”的虚幻旗号，这就是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实质。马克思开始不再拒绝当时席卷德国的共产主义风潮，并在这一运动中寻找到自己的理论归宿。

1844年初，马克思发现了赫斯。赫斯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转移到了现实市民社会的批判中。在《论货币的本质》中，他认为现实的市民社会存在着基督教利己精神（鲍威尔将利己精神归结为犹太教的精神，而赫斯则认为基督教的利己精神是受到犹太教熏染而来）的实践形式。受到费尔巴哈影响，赫斯从原始动物和人的本性的自然的世界观出发，认为直接交往的类生活是人的本质状态，而个体生活只是维护类生活的手段而已。但是在现代商业世界中：类，即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以及由此扩大的交往成为手段；个体，即个体的私利成为目的。这是一种人类本质的经济异化的颠倒形态，是真正的人的形成史。而在此时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上，人们可以终结为私利而相互斗争的史前史，消灭这些外在的交往手段，而选择在爱中联合起来，以直接交往形成有机的共同体。[16]赫斯这种从交往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直接影响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同样意识到了市民社会的交往异化的现象，赫斯所做的仅仅是将这一现象作为哲学批判所利用的素材，他将这种异化状态与自然状态的类本质进行对照，从而进行哲学批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赫斯仅仅是一位关注现实的哲学家。而马克思却并没有止步于此。马克思是从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分析中来得出赫斯的哲学结论的，而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事实上是超越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哲学方法论框架的。这也使得马克思的思路很快就突破了赫斯的哲学框架，而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然而不能否认，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留下了很多“赫斯痕迹”。比如将政治经济学指认为非人性的理论，比如对货币本质的揭露，比如将交换看作交往异化的根源，比如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人道主义，比如将异化现象看作人的形成史等等，更不用说作为整个哲学方法论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哲学框架——与其说它是来源于费尔巴哈，不如说是更直接地受到赫斯影响的产物。尽管是在这种人本主义的哲学框架之下，但是马克思基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对象化逻辑，和对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都随时可能突破这种框架，这样一种冲动在这一文本中随处可见。马克思虽然将政治经济学指认为非人性的理论，但是却看到了工业、私有财产推动历史进步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看到了货币作为中介代替了“上帝”的受人崇拜的地位，但是也认识到货币作为特殊的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历史发展的结果，在经济学中的特殊意义[17]；马克思虽然将交换—分工看作交往异化的根源，但是也看到了交换—分工作为私有财产的必要形式而起到的作用；马克思虽然在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意义上来定义共产主义，但是也指出了共产主义与私有财产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虽然将否定的辩证法看作现实的人的史前史，但是他从中分离出了对象化劳动作为勾连异化状态与现实的人的必要契机。因此，笔者认为，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只是马克思在思想过渡阶段方法论失语状态下对于费尔巴哈、赫斯哲学的一种刻意靠拢、挪用的哲学框架，马克思本人对于经济学、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事实上都突破了这一框架，但因为其还不够独立和成熟，所以在结论上受限于这一框架。退一步说，仅仅就这一人本主义哲学框架而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与赫斯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受惠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并不如费尔巴哈与赫斯一样，否认异化环节的必要性，而倾向于消灭异化走向直接的肯定。马克思恰恰从黑格尔的逻辑中剥离出“对象化劳动”，作为勾连异化与复归状态的一条线索，这种思路是介于黑格尔的精神的异化史观与费尔巴哈—赫斯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之间的中间道路。马克思正是随着其本人内在的哲学逻辑的必然成熟，而最终完全摆脱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走上历史唯物主义道路的。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5]黑格尔：《精神哲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6]［德］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66页。(www.daowen.com)

[7]［德］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73页。

[8]《科学批判年鉴》，第109期，第886页。转引自［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9]［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10]布鲁诺·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第一卷，第69页。转引自［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11]［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12]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文本是鲍威尔与马克思共同完成的。

[13]黑格尔：《精神哲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397页。

[14]鲍威尔：《末日的宣告》，第161—162页。转引自［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15]鲍威尔：《种族和群众》，第46页。转引自［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16]［德］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167页。

[17]事实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笔记本的片段“货币”基本上与赫斯的思路、结论和风格都很相近，但是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对于货币的分析就大大超越了前者，而体现出更多的经济学实证思路。虽然在结论上两者是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