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此时对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是多重的。首先，他批判了“批判的神学家”对待他的理论前提——黑格尔哲学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迷信黑格尔哲学的权威，对待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当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产生怀疑的时候，就怯懦地和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明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恨”[1]。在手稿《序言》中删去的部分，马克思详细表述了布鲁诺·鲍威尔对待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马克思看到，当费尔巴哈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理论缺陷的时候，他就制造假象，谎称自己首先发现了这一理论成果，但是由于他没有能力阐发这些成果，就以口号的形式来表述这些理论成果：“不学无术的评论家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者还用‘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2]与此同时，他又“以隐晦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3]将黑格尔辩证法用来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某些要素，这使得刚刚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又退回到了唯心主义的领地。在这样颠来倒去的过程中，鲍威尔之流认为自己既比黑格尔哲学进步，又比费尔巴哈高明，只有他自己才是“真正克服哲学的人”。这样一种自大的心态在鲍威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框架中有着完全的反映：“批判以唯灵论的狂妄自大态度把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世界的其他部分——他把这部分世界与它自身对立起来而归入‘群众’这一范畴——和它自身之间的关系，并且把一切独断的对立消融于它本身的聪明和世界的愚蠢之间、批判的基督和作为‘群氓’的人类之间”[4]

马克思认为，鲍威尔之流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也从来没有批判地审视过黑格尔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而唯有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马克思宣称，这种“神学的批判”在运动之初曾经是一个真正进步的因素，但“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的已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可见，这种“神学的批判”甚至比黑格尔哲学在异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www.daowen.com)

事实上，从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某些痕迹中，我们会发现马克思正是在与鲍威尔争锋相对的意义上来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比如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人变成了自我意识，因此将现实的矛盾引入思想中进行解决，但其实黑格尔是强调实体与主体的辩证统一的，而鲍威尔才片面发展了自我意识的一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取消自然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在鲍威尔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对客体的蔑视中更为明显。基于以上事实，笔者大胆推断，马克思似乎总是将黑格尔降低到鲍威尔的理论层次来加以批判。马克思某种程度上的“心猿意马”正是因为鲍威尔并不像他在这部手稿以及稍后的《神圣家族》中所描述的那样不堪，套用恩格斯的说法，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在宗教批判、政治批判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被马克思视作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虽然在此阶段批判性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来说是极为必要的，但是马克思更直接的矛头始终是指向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鉴于马克思对鲍威尔，甚至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前后相悖的复杂的理论态度与情感，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回顾他们的思想内容和历程，而不是仅仅凭马克思对其的批判就作出某种可能失之公允的评价，这也是我们真正透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