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马克思虽然一再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异化的、颠倒的形式，但是马克思不得不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包含着“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援引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在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之后，指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状态，而复归真正的人的类生活的共产主义状态。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人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8]这与他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的成果是相合的。马克思认为，这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批判精神。马克思虽然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但却是站在人本主义角度扭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肯定其价值。在笔者看来，他是从两个角度扭曲地认同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第一个角度是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角度，第二个角度是从对象化劳动的角度。

马克思之所以认为黑格尔虽然是颠倒的、抽象的、异化的，但却是隐蔽的、批判的，这是因为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抽象形式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在需要批判的现实中包含着向理想性社会形态过渡的潜在可能性的“异化—复归”的历史观的框架。

“异化—复归”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一直以来进行现实批判的逻辑思路。这一思路的特点是，将现实的社会状况看作一个异化的状态，而构想出一个本真的完善状态与之相对立。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从抽象的价值悬设出发而进行现实批判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批判了现实中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制度的异化状态，而构想了人人平等的共和制的民主政治生活。他在1843年5月上半月和卢格的通信中大肆批判了君主政体的专制制度，认为专制制度使人“非人化”，人们都沦为“头垂向地，只顾着肚子默默无声的牲口”，而唯一的出路就是“丢弃这个世界的基础并过渡到民主制的人类世界”[29]。而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受到赫斯的启发，批判了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的“私人”状态，也批判了在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人的虚幻的“法人”状态，而希望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人的解放。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在阅读国民经济学家的著作时发现，斯密等人将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经济学理论与市民社会现实中的非人性。为了批判国民经济学理论和市民社会，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而将这些现象指认为“劳动异化”，并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异化的四重表现：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紧接着，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了资本家，生产出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30]国民经济学家将私有财产看成当然的前提，而没有追问其合理性，它的本质是什么。而马克思将私有财产的本质归结为异化劳动，这在当时，与其从人性出发批判现实异化的逻辑要求是一致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看到了用自由自觉的劳动——真正的人的价值悬设来批判异化了的市民社会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

在稍后的《穆勒评注》[31]中，马克思对于穆勒著作的摘录和阐发则从经济学理论中勾勒出了一条用交换—分工来说明异化出现的根本原因的逻辑。在《穆勒评注》的“论交换”中，马克思发现，“国民经济学——同现实的运动一样——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32]而“两个私有者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33]也就是交换。而交换所建构的交换关系是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异化。此外，除了人的活动产品的相互交换之外，“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34]这种分工也导致了人的片面化。在这种异化的形式中，人的产品“越来越获得等价物的意义”，“等价物在货币中获得自己作为等价物的存在”，在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最后，劳动同劳动报酬、资本同利润、利润同利息以至地产同地租的分离，使得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形式而且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35]市民社会的全部异化都是通过货币这一中介完成的，而这一异化的秘密就在于市民社会的交换和分工之中。马克思正是在市民社会私人与私人之间交换关系的这一经济事实的层面上得出人的自我异化和相互异化的结论。这是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路略有不同的另一条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度论证“异化—复归”的思路。

这种“异化—复归”的抽象批判框架从思想的源头来讲是来自于黑格尔“否定的否定”的逻辑设置的。马克思在研究了《现象学》之后，在对“绝对知识”章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历史的因缘际会，使得马克思在此之前就先从费尔巴哈“油炸”过黑格尔辩证法之后提出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那里受到了直接的理论启发。这使得马克思一开始就站在费尔巴哈的基点上，反而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异化的、颠倒的。当然，马克思此时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费尔巴哈从人的本性出发，批判现实“异化”的非人性状态的思路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让他发现，现实的“异化”状态也不尽然是要完全抛弃的，这其中也有积极的因素应该得到保留。而黑格尔的思路中对第一个否定阶段的扬弃并不是简单抛弃，而是就将这一阶段作为一个环节，也潜在地包含在最终的完成状态中，这样的思路是与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的状况相合的。因此马克思不得不赞同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这一因素。但是与费尔巴哈对现实的彻底抛弃相比，黑格尔的第一个否定并不彻底，而是通过“否定假本质而确证假本质”，在理论的客观效用上则肯定了现实的“异化”状态。为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兼收并蓄，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外化”区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异化”，这是需要彻底抛弃的消极层面，第二个层次是“对象化”，这是需要保留的积极层面。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改造使得马克思此时的方法论出现了明显的复调性的形态——当然这一形态事实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存在，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上升为理论上的自觉——这种复调性形态虽然体现了他此时理论鲜明的批判立场，但也显现出他在方法论蜕变过程中的不彻底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最为直接的认同是从对象化劳动角度出发的。不管是从“否定的否定”之外化—复归的“扬弃”的逻辑设置中，还是在黑格尔对于自我意识阶段“劳动”的考察中，马克思都从中分离出对象化劳动的合理因素，并以之使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

在第一笔记本阐述异化劳动的四重表现时，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36]马克思此时认为，本来，人的自由自觉的合乎本性的劳动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确证其本质，然而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中，这种对象化沦为异化，这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马克思肯定对象化劳动的意义：“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37]，这本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然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38]。马克思此时的主要思路是用异化劳动的线索批判市民社会和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歪曲，而对象化劳动仅仅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悬设躲藏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逻辑框架中。而随着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这条对象化劳动线索才逐渐沉降到尘世之中。

在第三个笔记本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39]。马克思将私有财产理解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同时也是异化。他看到了私有财产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方面对于人的类本质的彰显的积极意义，也批判现实中私有财产作为人的自我异化与人相对立，私有制下对象只能被片面地理解为作为资本而拥有的意义。共产主义就是要消除这种异化，扬弃作为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表现的私有财产，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全面的占有和复归。而“社会”状态就是与“私有制”的市民社会相对立的一个复归状态。在“社会”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0]。马克思要扬弃私有财产异化的方面，而复归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哲学逻辑上的推论，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从对象化劳动中发现其内部自我超越的动力。首先，马克思肯定了私有财产、工业作为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并且认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41]。马克思还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42]。虽然此时马克思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来肯定对象化劳动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一对现实的肯定性思路将成为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研究起点。(www.daowen.com)

国民经济学家将劳动提高为第一原则，但这是基于追求利润的需要，这种“劳动”是非人性的，或者说是无关人性的，纯粹数量化的抽象劳动。而在黑格尔的“主奴意识”的理论中，马克思发现了通过“劳动”，使得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可能性。

在“自我意识”阶段，黑格尔以“主人与奴隶”的隐喻表征了自我意识的双方：独立的意识和依赖的意识之间的“为承认而斗争”。主人是自为存在的意识，是具有独立性的意识；奴隶是依附于主人的、非主要的、不具有独立性的意识。主人把奴隶放在自己的权力支配之下，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物是具有独立性的存在，奴隶接受主人的命令对物进行改造，主人通过奴隶的活动的中介，享受了被消灭的独立性的物，实现了对物的直接的纯粹否定。在这一过程中，主人与奴隶的地位发生了倒转。奴隶本来是依赖性的、非主要的，他所做的事情只是主人要他去做的，但是在对物的关系中，他对物的直接的否定恰恰是主人对他才能做的事情。而主人本来是主要的、独立的，但是在对物的享用中，却要通过奴隶的活动的中介，因此“他的意识反而是非主要的意识和非主要的意识之非主要的行动。”这一过程正是发生在“劳动”之中。

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这正因为对象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有独立性的。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或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化自己，进入到持久的状态。因此那劳动着的意识便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它（笔者注：奴隶）意识到它特有的否定性、它的自为存在是它的对象，只因为它扬弃了与它相对立的存在着的形式（笔者注：物）。但是这个客观的与它相对立的否定物正是那异己的存在，在这个异己的存在面前它曾经发抖过。但是现在它摧毁了这个异己的否定者，并且在持久的状态下把自己建立为一个否定者，由此他自己本身便成为一个自为存在着的东西。[43]

虽然是被主人驱使去劳动，但是在劳动过程中，在对物的否定过程中，在陶冶事物的过程中，奴隶陶冶事物的形式被客观地建构起来，这种形式正是他纯粹的自为存在，这种自为存在本来是潜在的，而在陶冶事物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实现。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奴隶重新发现了自己，意识到自己固有的意向。

马克思看到了在黑格尔的劳动过程中，奴隶实现其纯粹的自为存在的契机，并且转而变成主人。他人本主义地改造了这一观点，将奴隶纯粹自为存在的本质改造为工人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本质。他看到了奴隶身上存在着受压迫的恐惧的命运，而在劳动中才能够彻底将其类本质对象化，从而也是将其类本质现实化，改变其被奴役的命运的辩证过程。但仔细看来，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化的对象化劳动与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其实并不相同。马克思的观点预设了自由自觉的劳动的本真状态，他认为必须消灭现实中劳动的异化形式才能复归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而如果我们借用马克思的理论术语，黑格尔不是从作为抽象的价值悬设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出发，而恰恰是从异化劳动出发来论证期间存在的翻转的契机。正是在这种被奴役的“异化”境地下，正是因为深深浸润着恐惧，奴隶意识才能在劳动中重新发现自己。“在这自己返回自己的过程中，两个环节：恐惧的环节和一般服务的环节以及陶冶事物的环节是必要的，并且同时两个环节必须以普遍的方式出现。”[44]异化，恰恰才是扬弃异化的必要环节。马克思之所以将黑格尔的外化区分为异化和对象化两个环节，指出要消灭异化，复归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正是因为其人本主义历史观中暗含着价值与现实两重维度割裂的二元论，因此是一种抽象的外在的哲学批判。而黑格尔的外化概念并没有固定的起点，而是强调在外化—扬弃—复归的运动过程中，真理才能作为结果最终显现，因此黑格尔就将价值维度与历史维度深刻地结合起来，这是此时的马克思所不能理解的。可见，虽然马克思此时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能动的批判的方面，但也是在人本主义立场上的歪曲理解。

在此处要谈一谈学界对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异化、外化、对象化这几个概念的用词，以进一步明确本文的思路。韩立新指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存在着狭义的异化，即否定的辩证法中的第一个否定阶段，以及广义的异化，即否定的辩证法中的包含着扬弃、复归的全过程。而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包含着双重异化，即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和第三手稿中的“异化辩证法”。马克思对于前者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对于后者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用前者批判了资本主义，而用后者论证了共产主义。韩立新认为马克思在第三笔记本中完全认同了黑格尔异化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的思路，并以此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实现道路。[45][45]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没有看到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与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之间的核心差异所在，从而抹杀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复调性逻辑，也模糊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严格界划。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确实存在着对外化一词的肯定和否定的用法，即为这两个德文词：“Auβerung”（对象化）和“Entauβerung”（异化），但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特点，这种外化本身即包含着既否定又肯定，并在否定之中达到最终肯定的辩证含义。因此，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将异化看作复归的必经之途，其异化与对象化是辩证统一于外化之中的。而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中，他将黑格尔的对象化与异化割裂开来，将对象化看作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契机，而将异化看作必须被抛弃，而非扬弃的消极因素。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有着一种独特的作用。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法＝道德，⋯⋯在现实中，私法⋯⋯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环节”。马克思是批判这种通过思辨的扬弃而否定假本质从而确证假本质的否定的辩证法的，马克思认为，异化虽然在理论上被扬弃了，但是却依然在现实中岿然不动，不仅如此，这一扬弃的过程还为其现实的存在寻找到了某种确证和辩护，这正是黑格尔哲学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秘密所在。马克思之所以这样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恰恰因为其此时的理论深度远远没有达及黑格尔。马克思将事物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价值悬设，比如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而将异化理解为对这一本质的歪曲，因此应该彻底消灭，才能恢复这厂本质。他没有如黑格尔一般意识到，现实的异化恰恰是自身解除异化的必要契机。必须注意，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肯定价值的时候，总是补充上一个限定词，或是“异化的”，或是“颠倒的”，或是“抽象的”，以示其批判态度。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承认了对象化劳动的积极意义，虽然此时他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肯定异化遮蔽下的对象化劳动正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推进，这一对象化逻辑沉入现实之中，使马克思发现了实践、生产的历史意义，使得这种唯心史观有了解构的可能性。从文本上看，第三笔记本中对于现实工业的肯定性思路确实不同于第一笔记本中的单纯否定思路，但是必须注意，这一逻辑是在整个异化史观的框架下的一种内在解构的萌芽，它只是作为马克思的一个惊奇的发现，而不蕴含价值批判的维度，还没有成为此时主要的完整的哲学逻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是将现实的工业放在抽象的对象化劳动层面予以理解的，是作为已经剥离掉异化因素的积极层面的现实反映。这在马克思价值悬设与现实两分的逻辑构架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现实恰恰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而随着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推进，使他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发现了历史自身矛盾运动的历程，到那时他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如果马克思此时就已经真正理解了黑格尔的这一思路，他就不会苦苦挣扎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框架与现实逻辑的复调性，而会走向从现实的异化关系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了。而事实上，马克思复调性逻辑的长期存在证明着要真正走上这一道路绝不是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