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个笔记本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对笔记本Ⅱ第XXXⅨ页的补充，标注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在其中论证共产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罗列了六点内容。其中第六点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被标注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继续，在这一部分内容中，马克思不再满足于仅仅用简单的唯物主义颠倒对付黑格尔法哲学中的逻辑神秘主义，而要直接从现象学和逻辑学的核心部分，即有关辩证法的观点入手，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实质。此时，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得出了要扬弃私有财产这一人的异化状态，而复归共产主义的结论。而私有财产作为第一个否定阶段，既作为异化劳动是对自由自觉的劳动的本真状态的对立，又作为对象化劳动具有肯定性的因素，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2]。这正与黑格尔辩证法“否定的否定”的理论设定是相应的，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作为第一个否定的“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13]。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批判因素。但是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内涵的这种批判因素却因为其作为精神运动的思辨的抽象的表达而沦为一种非批判的形式。马克思就是要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非批判的批判中，重新挖掘其批判的价值。笔者将先回归文本，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完整重现。

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14]，也就是在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问题上，完全缺乏认识，“还是拘泥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而只有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15]。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的功绩，他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他以“感性确定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16]同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相对立。马克思指出：

但是，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他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17]

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否定的否定”的逻辑设置，因为它将一切存在都归结为自我实现的活动，但是首先，这种逻辑设置只是对这一过程的抽象逻辑表达。其次，这一过程只是真正的人的形成的过程，而非现实的过程。马克思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将实现了类本质的人称为真正的现实的人，而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过程只是揭示了人通过扬弃异化劳动而复归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真正的人的过程，这只是现实的人的史前史（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也将人类利己主义斗争的异化状态看作人类的形成史）。而黑格尔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却没有区分对象化和异化，而实质上也就将异化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因此他就将真正的人的形成史等同于其现实历史，这也导致了其理论对现实的妥协和非批判性质。

马克思进一步从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中寻找其理论错误的根源所在。马克思看到，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都在精神世界中展开，而其逻辑学是精神世界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18]，一切存在都被抽象的思维当作抽象的思维的外化来理解。在“否定的否定”的历程中，抽象的思维还是复归于抽象的思维。因此，黑格尔具有双重错误。首先，由于一切存在都被归结为抽象思维的外化，因此全部的外化与外化消除的历史，只是抽象思维的生产史。所以一切对立就变成抽象思维与其外化的感性存在在思维中的对立，所以一切扬弃也都发生在思维中。因此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看起来似乎是具有批判的外表，但由于一切只是在思维范围中进行的，所以实质上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和调和。因此，在《精神现象学》中就潜存着后来《法哲学原理》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也就是笔者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理论上的神秘主义和政治上的折中主义态度。其次，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的积极因素，但这种因素总是以异化的形式而存在，它不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而是将人的真正本质归结为精神。更明确地说，主体从人变成了自我意识。因此现实的人的辩证法就成了“纯思想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人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9]。但是，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家一样，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时候，没有区分积极的对象化劳动和消极的异化劳动。并且，黑格尔唯一承认的劳动是精神劳动，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劳动的本质不是现实中人的对象化活动，而是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的科学。

在对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发现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黑格尔将人归结于自我意识。将现实的人的异化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部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为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向自我的复归就是对象的重新占有。”此后马克思逐条批判性地研究了黑格尔的这一部分内容。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的思路，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人＝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只是抽象的，物性成为被自我意识所创造和设置的。而马克思站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出发，认为是对象设定了对象性活动中的对象性力量，因此设定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的人，因为这一对象是自然存在物，所以人也是自然的、现实的人。(www.daowen.com)

马克思着重批判了第六点，即“另一方面，这里同时包含着另一环节，即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此，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20]。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扬弃对象性而复归自身的过程中，扬弃的并不是对象物的其他性质，而恰恰就是对象性。对象性对自我意识来说是一种障碍和异化，是一种虚无性。对象的虚无性之所以有肯定的性质，是因为意识知道了对象是虚无的，是自己设置出来的，从而确证了自己。因此，“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21]。意识知道它所谓的对象性只是知识而已。因此，在知识中，它本身与自己的对象，即作为对象性的知识相对立，因此对它来说是对象的东西，其实也是它本身而已。

马克思认为，这一段议论汇集了黑格尔思辨的一切幻想：第一，意识直接冒充为感性存在的它物。第二，有自我意识的人认识到精神世界是自我外化的世界，并将之扬弃，因此就通过这种外化和扬弃的过程而确证了精神世界是自己真正的存在。马克思总结到：“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真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假本质或同自身相异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22]当然，在现实中这种运动是隐蔽的，黑格尔通过否定的否定，通过扬弃，将现实的本质确证为哲学的存在形式、哲学的表现。因此这种“否定的否定”的扬弃活动总是在思想中进行，虽然思维自以为其外化的对象性存在是感性实在，而其外化活动是感性活动，而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思维自己冒充的。这种扬弃的现实作用在于：一方面，“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23]；另一方面，“因为对象对于思维来说现在已成为一个思想环节，所以在自己的现实中也被思维看作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24]更进一步说，黑格尔在哲学中所扬弃的存在都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它们的知识形态，比如教义学、法学、国家学等等。

即便如此，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扬弃”异化过程也有着积极的意义。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异化的形态，但是撇开这一异化形态不谈，“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25]。因此，虽然是以异化的形态，但是黑格尔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26]。这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研究角度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哲学认同。

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上是颠倒的、异化的。第一，这种辩证法仅仅是形式的、抽象的。它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超脱任何内容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27]第二，这一运动过程通过外化的扬弃成为外化的确证，这是人的真正的生命的表现。但因为这种观点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所以这一过程只是人的神性的过程，即人的与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本质所经历的过程。第三，这个过程的主体是作为结果而最终得到确证的，也就是绝对精神。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它的谓语。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

由于这一文本的手稿性质，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是信笔而就，不成体系的。反观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改造经历了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政治经济学的重重中介。而要客观评价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一批判，必须将这些外衣层层剥去，再重重盖上，才能透视马克思此时的思想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