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于1843年10月底迁居巴黎。1844年春天，《德法年鉴》停刊。在此前后，马克思一方面继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修改，一方面继续克罗茨纳赫时期的法国大革命的相关研究，还从事了一段时间国民公会史的考察研究。马克思于1844年5月以后开始对政治经济学有了系统研究。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8月底。促使马克思从事这一研究的因素有很多。事实上，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他所追寻的解放路径应该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然而由于研究视域的局限和方法论上的薄弱，即便他敏感意识到了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新的解放路径和现实载体，但是却无法突破法权唯物主义以及随之伴生的抽象哲学批判的框架。赫斯于1843年底到1844年初为《德法年鉴》所撰写的《论货币的本质》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赫斯对法国社会主义思想作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改造，形成了“经济异化”的独特思路。[1]这一思路恰合马克思此时对市民社会考察的方法。同时，这也许也使得马克思开始关注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圣西门和傅立叶的信徒，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初的活动中阐述了以萨伊为依据的经济观点。这些观点评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这些言论显然推动马克思自己去研究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观点对马克思也必定有过影响。1844年9月马克思写道，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的主旨是批判国民经济学。对圣西门、蒲鲁东、比埃尔·勒鲁、普罗斯佩·维克多·孔西得朗、泰奥多尔·德萨米等人的观点的认真分析研究，使马克思必然要去研究萨伊和亚当·斯密的经济观点。[2]此外，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发表也为马克思提供了某种借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结束之后，对恩格斯的这一著作进行了摘要。在哲学思想上，费尔巴哈于1843年发表的《未来哲学原理》和《信仰的本质》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社会”概念使马克思找到了“人类解放”的新归宿。

马克思在大约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写下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称为《巴黎笔记》，而从1844年5月底6月初直至8月底，马克思集中写作了一部手稿，后称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巴黎手稿》。至于写作这部手稿的原意，马克思在此手稿的序言中谈到：“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3]。但是马克思的这一计划并没有完成，这部手稿和与之相应的笔记就是为此而准备的。马克思边阅读边做笔记，边写作这部手稿。因此，在这一部手稿的不同笔记本中，其内容是有递进或断裂的关系的。马克思在阅读了萨伊和斯密的著作以后，开始写作第一个笔记本。马克思把第一个笔记本分为三栏：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马克思是同时对这三栏进行写作的。马克思对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在斯密等人看到私有财产推动社会进步的地方，看到的是劳动和分工对工人的迫害。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家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4]马克思不满足于这一虚构的前提，而指出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他将这一经济事实指认为劳动异化的现象，并指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原因和本质。马克思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而将这些现象指认为“劳动异化”，并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异化的四重表现：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紧接着，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了资本家，生产出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5]第二个笔记本大部分内容遗失了，现存的文稿中，马克思继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和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在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6]因此，“资本家和工人彼此榨取，才是正常的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是原始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后来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但是作为积极的条件互相促进和推动。同时，它们也相互对立和排斥，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最后，两者各自同自身对立。

第三个笔记本，是马克思对第二个笔记本中相关内容的补充。在编者标注为“私有财产和劳动”这一部分内容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马克思指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必须被理解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这一本质上的矛盾形式，而这一矛盾必然会导致私有财产的自我扬弃。而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马克思不再仅仅抽象地批判私有财产的异化现象，而是指出私有财产是历史的必然阶段，而这一阶段也必然会在历史中被扬弃。马克思说：“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7]而“社会”状态就是与“私有制”的市民社会相对立的一个复归状态。在“社会”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8]“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归，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马克思肯定了私有财产、工业作为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0]。进一步，马克思还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1]（这里的自然科学是效仿萨伊对政治经济学的称谓）。马克思要扬弃私有财产异化的方面，而复归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哲学逻辑上的推论，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从对象化劳动中发现其内部自我超越的动力。当然，这一点是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影响的结果。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中，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和需要，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并从此出发批判了整个黑格尔体系，他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又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即使如此，马克思在内容上和逻辑上也还没有把这种批判分析进行到底。在“私有财产和需要”中，马克思指出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这正是金钱异化的现实状态。在“分工”片段中，马克思将斯密、萨伊、穆勒、斯卡尔贝克等人的分工理论做了比较研究，并在《穆勒评注》中继续对市民社会的分工和交换的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市民社会的全部异化都是通过货币这一中介完成的，而这一异化的秘密就在于市民社会的交换和分工之中。马克思正是在市民社会私人与私人之间交换关系的这一经济事实的层面上得出人的自我异化和相互异化的结论。(www.daowen.com)

在马克思的这一手稿中，其思想线索是跳跃而复杂的。笔者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发现了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从个人的劳动异化，到分工、交换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来表征私有制社会的否定性逻辑；另一条思路是考察对象化劳动、工业和私有财产的历史推动意义的肯定性逻辑。马克思同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是扬弃异化的私有财产，复归人的本真的社会状态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