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3年夏到1844年夏，马克思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逐渐转向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虽然时间只有短短一年，但是马克思在理论思想上和政治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站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立场上，从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确切而言是肉体的出生决定政治特权的现实论断出发来批判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封建保守因素。而随着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对私有财产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的历史性研究，马克思逐步发现，私有财产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不仅发生在封建专制的等级制中，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1843年秋，马克思和卢格准备在法国创刊《德法年鉴》，在为《德法年鉴》于9、10月间写作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转折性地不再止步于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封建保守因素，而开始批判所谓“完成了的政治国家”，即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虚幻性。马克思发现，人们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中过着双重生活，在市民社会中是由物质利益所支配的异化的不平等的尘世生活，而在政治国家中却过着虚幻的人人平等的天国的生活。而事实上，“从政治上废除私有财产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家正是以这种双重生活的对立来彰显自己虚幻的普遍性的意义。在此处，马克思不再纠结于批判黑格尔所建构的与封建普鲁士妥协的不完善的政治国家的形态，而进一步批判了作为完成的政治国家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态，这不仅是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更深一层次的批判，同时也是马克思对于自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暗示的建构民主制现代国家制度的自我批判。在同年12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类解放的现实载体是“无产阶级”。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阶段性所成以及对现实政治状况审视的逐渐成熟与深刻，也由于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与赫斯等人哲学的层层中介的影响，马克思逐渐建构起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哲学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揭示了黑格尔法哲学保守性质背后的深层哲学逻辑根源。(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