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方法使得他的理论在事实上呈现出一种保守的折中主义的政治态度。而马克思从直观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却有了将理论重新建基于现实的新的可能性。

首先，马克思通过颠倒黑格尔观念与存在的关系，将理论研究的维度重新落实到尘世之中。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人类历史被置于理性的“神目观”中加以反思和透视，黑格尔剔除了历史中纷繁复杂的偶然因素，而追寻其中永恒的必然的真理，他将历史变成了精神自身有目的的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黑格尔确实并非从开放的历史中去寻找现实的逻辑规律，而是基于他的主观立场，有选择的“油炸”历史，以论证其逻辑思路。可以说，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历史是被圈禁在他个人的思维运作中的“木偶”。当然，黑格尔对于他自己理论的这种特殊性质是相当自觉的，他是有意识地以这种方式来反思历史，他认为这种方法是唯一能够获得科学的真理的方法，这在他的著述中多有提及。然而这种方法的唯心主义本质决定了其内在缺陷。马尔库塞指出，在黑格尔的理性的唯心主义中，“在个人未采取实际行动之前，世界的构造总是业已完成，因而他总是不能用他的双手去创造最本真的成就。这种实际上害怕与现存事物打交道、害怕在现存事物中标新立异的同样明显的动摇，也盛行于这种理论性的所有方面。它宣告了发展，但真正的发展‘并不是变革，或称为另一种东西’。因为在它的结论中所得到的一切东西，不外都是在开初已经存在于‘自身’中的东西。缺乏具体的发展似乎是这种哲学得到的最大收获。正是在其最成熟的阶段上，那种原先看来显得如此充满生机的概念，已明显地变得死气沉沉”[13]。在这样的理论中，人的主体性总是缺场，也因此青年黑格尔派要将自由的自我意识从黑格尔的体系中分离出来，作为能动的主体来批判世界，但是这种努力也在抽象的批判中走到了尽头。马克思将理论直接立足于现实，使得理论能够面对开放的历史与现实，将历史自我超越的契机重新还给历史本身，而不是束之于头脑中建构起来的逻辑路径之中。

其次，马克思从内容的特殊本质出发，发现了现实中私有财产对国家制度的决定作用，打破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虚幻形象，揭露了黑格尔哲学背后政治上的折中主义的保守形态，并由《克罗茨纳赫笔记》开始了其对私有财产与国家关系的历史研究。从现实内容的研究出发，马克思发现在市民社会中，人们处于异化的私人状态之中。而现实的国家制度也是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这种现实的国家制度是封建残余的落后因素，是需要批判的。而黑格尔却在其理性国家观中，将理想性的国家理念建基于落后的普鲁士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基础上，在观念中达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同一。马克思说：“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而这种矛盾当然有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本质。”[14]马克思希望“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矛盾”，这一见解是深刻的。马克思看到，现实君主立宪制的德国国家制度只是一种完全建基于市民社会的私利的外部的国家，而非能够扬弃市民社会而实现普遍性的伦理精神的国家原型。从长子继承权中就可以看到是私有财产左右着国家制度，因此普鲁士国家并不能成为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念的现实基础。而黑格尔之所以将其国家理念建筑在普鲁士的制度之上，正是为了替普鲁士的落后政权辩护，这使得黑格尔不得不在其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将王权的合法性最终归结于肉体的出生这样的荒谬结论，被马克思斥责为政治唯灵论和粗鄙的唯物主义。这样的理性绝不是真正的理性！马克思希望寻找到建立超越市民社会的新的国家制度的现实途径，因此，他开始了对政治历史的广泛阅读和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直接导致了其理论的迅速转向。(www.daowen.com)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也看到了现实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同样也批判政府当局的反动性质，但是他们并没有转向对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研究，而是依然在抽象的异化批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沦为被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布鲁诺·鲍威尔信奉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最终途径。然而威廉四世上台之后，他要让国家置于教会之下，这让鲍威尔很愤怒！他撰文批判了基督教国家，认为基督教国家与人人追逐私利的市民社会一样都是异化的，必须要进行政治革命！而马克思则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由于有了在费尔巴哈影响下的唯物主义转向，使得马克思开始从私有财产对政治制度的决定作用这个角度开始研究市民社会的内部关系，而鲍威尔停留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框架中，走向了反对群众的极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