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3月到9月期间，马克思写作了未完成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同期的7、8月间，马克思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等理论研究的需要，研究了大量历史、政治著作，写下了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19]。这一时期的文本体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最初分裂。而事实上，马克思是在从未真正接近黑格尔的意义上，匆匆离开了黑格尔，又批判性地审视着黑格尔。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是从第260节开始的（这批判第260节的文稿又遗失了，现存的文本是从批判第261节到313节的），这一节是第三章“国家”中第一部分“国家法”的第一节。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他的笔记中，常有对一些著作不完全摘录和评论的习惯，很多评论都是从著作的中间部分开始。因为他觉得这些部分比较重要，或正是他的关注点所在。然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仅跳过了此前的所有部分，甚至还跳过了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市民社会部分，以及“国家”章的前面几节总述的部分，显然割裂了黑格尔思路的完整性，这也许并不仅仅出于马克思的理论兴趣与理论批判的策略，还与他此时的理论能力相关。

显而易见的是，国家问题是马克思从《莱茵报》后期到此时始终的关注点所在。事实上，马克思早在1842年3月，就发觉黑格尔的法哲学也许存在问题，是需要批判性研究的。他在3月30日给卢格的信中，已经表示对“繁冗而拘谨的黑格尔式叙述方式”[20]的不满，并且为了不能为《轶文集》寄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表示抱歉。虽然此时马克思并没有完成此书，但是已经有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想法。而在《莱茵报》时期的编辑与写作工作中，马克思显然已经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失去了信心。因此一方面，他重新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国家部分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投身于政治和历史编纂学的文献中，希望找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时，马克思接触到了时髦的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让此时备受“苦恼的疑问”折磨的马克思找到了某种新的出口。马克思审慎地阅读了费尔巴哈，并改造性地接受了其方法论架构。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颠倒无法为马克思真正提供解决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问题的方法。马克思此时政治视域的局限与理论能力的限制，使得他的批判从切人点上就显示出薄弱性。(www.daowen.com)

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就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众所周知，黑格尔在青年时代就对当时影响颇大的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有过认真的研究。而在后来的《法哲学原理》中，他也对政治经济学表达了深刻的认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作为对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的规律揭示，同样深刻地影响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望月清司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通过大量德国经济史料的佐证和对《法哲学原理》的研究来证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是英国式与德国式的混合体，并且存在着因此而来的矛盾。黑格尔的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概念受到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影响，表现为斯密意义上的受“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经济社会，因此其中的市民有同权市民的含义。而黑格尔的概念所根植的德国语言传统中，市民都是作为“特权市民”而出现，这一矛盾在黑格尔将德国式的语言锻造为他的学术用语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潜伏着。这种分裂在《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章和国家章中暴露了出来。在《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章的前面部分，“需要的体系”“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原子论的体系”都表明黑格尔的研究是从英国式的市民社会素材出发的。而在稍后关于“同业公会”的描述中，又带有对德国“行会”的理想性改造因素，而国家章中理想性的等级会议、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等等设定都是从德国的原型而来。笔者也认同这种分裂的存在。然而望月清司还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就是从黑格尔的这一基础上开始的。在这一点上，至少在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时期是不成立的。马克思此时对市民社会完全不是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的，而是从政治、法权角度理解的。从马克思的文献阅读情况和理论发展历程中也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尚没有接触经济学。并且在他的所处环境中，也没有认识英国式市民社会的可能。而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也只是碰到了经济利益的问题，让马克思感兴趣的是等级制度下的利益的不平等。事实上，马克思阅读过黑格尔的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这是显然的，但是对其中的英国式市民社会的因素也无法理解，这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可见一斑。退一步说，即便他是想要研究他所立足的德国式的市民社会，然而从文本中我们发现，他此时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批判也仅仅停留在逻辑上，也即用费尔巴哈的颠倒的唯物主义来颠倒黑格尔的逻辑。马克思完全没有能力真正从德国式的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或者从英国式的市民社会的现实结构出发，来批判性地研究黑格尔。

正是与费尔巴哈的接触，让马克思找到了批判黑格尔的武器。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读过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和《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特别是后者，直接激发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冲动。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颠倒主词和宾词的神秘化的逻辑。费尔巴哈说：“把存在的东西说成它所是的那样，是真实地宣说了真实的东西，看起来却好像是肤浅的；把存在的东西说成它所不是的那样，是不真实地、歪曲地宣说了真实的东西，看起来却好像是深刻的。”[21]他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中介性的思辨方法，而要代之以直接性的方式；他要将存在作为主词，而思维作为宾词，以确立自然为其哲学的基础；他的新哲学以人为起点，要将黑格尔的“神”性保守色彩赶出哲学。总而言之，就是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唯物主义的颠倒。这一颠倒恰恰倒回了前黑格尔时代。在这篇纲要中，费尔巴哈哲学方法论上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缺点恰恰是黑格尔哲学所努力克服的对象。黑格尔反复批判实证哲学家和经验主义的哲学无法真正达及对真理的认识。黑格尔为自己的“中介”概念的必要性作出辩解：“事实上人们所以厌恶中介，纯然是由于不了解中介和绝对知识本身的性质。⋯⋯因此，如果中介或反映不被理解为绝对的积极环节而被排除于绝对真理之外，那就是对理性的一种误解。正是这个反映，使真理成为发展出来的结果，而同时却又将结果与其形成过程之间的对立予以扬弃。”[22]费尔巴哈作为一个讲授黑格尔哲学的教师，不可能不懂得黑格尔哲学的这种最基本的结构，然而他却对黑格尔哲学提出这样的反拨。笔者猜测这也许是出于当时对神学批判的迫切需要，而将黑格尔的保守的体系与深邃的辩证法一起抛弃掉了。这种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批判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很受用，当时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不满仅仅在于“强调自然太多而强调政治太少”，马克思后来发现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此时他大概只是遗憾，费尔巴哈不能直接为他的针对黑格尔的政治批判提供些什么借鉴。不过这一工作由马克思自己完成了。他完成了在法哲学领域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将费尔巴哈“新哲学”的诸多原则一并运用起来。显然，费尔巴哈的方法论的缺点马克思也一起接受过来了。正是马克思此时方法论上的薄弱导致了他对黑格尔的批判只能跳开市民社会环节，而直接进入“国家”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