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数学曾有过辉煌的时代，到14世纪的宋元时期，达到发展的高峰，但是此后几百年内，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桎梏，科学技术的发展每况愈下。与此同时的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不断壮大，16、17世纪，欧洲的数学研究及数学教育的发展进入了高潮阶段。到明末我国数学已经开始落伍，到清代我国数学已和西方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我国和古希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我国的«九章算术»和古希腊的«几何原本»是古代东西方两种数学体系的代表，它们截然不同。明朝末年«几何原本»被翻译到我国来，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是我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几何原本»的中译本分两次译成。前六卷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合作翻译，后九卷于清末由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翻译。

利玛窦于1577年3月离开罗马，1582年来到我国。同年8月在广东肇庆建立“仙花寺”，开始传教。有一个从苏州来的浪荡公子叫瞿太素，据说是明朝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从小不学无术，后来败坏了全部家财，到处流浪，靠父亲的生前好友的施舍度日。1589年到肇庆，听说利玛窦懂很多奇异之术，决定师从利玛窦，其真正目的是想从利玛窦那里学炼金术。在和利玛窦每天交往之后，瞿太素放弃了这种邪术，而把他的天才用于严肃的和高尚的科学研究。接着，瞿太素从事研习克拉维乌斯的«几何原本»第一卷。这说明在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之前，瞿太素已经在作这方面的尝试。但是，这次翻译不是利玛窦主动和有意识的，而是瞿太素为自己学习的方便和显示自己的才学而翻译的，内容也仅是«几何原本»第一卷。后来利玛窦到了南京，当时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也来向利玛窦学习，也学习了欧几里得几何。他也曾尝试翻译«几何原本»第一卷，但遭到利玛窦的反对。

1601年1月，利玛窦再次晋京面圣，获准在北京居住和传教。在出版或再版了«二十五箴言»、«天主实义»、«交友论»和«畴人十篇»等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后，徐光启向利玛窦建议：“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就应该印刷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要新奇而有证明。”这个建议被利玛窦愉快的接受了。

利玛窦接受徐光启建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玛窦在经过了广东出示地图、星盘等科技器件，又经过了南京的西方科技口头讲解，到了北京已经很长时间再没有给我国人提供更新和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了，这造成了当时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往，利玛窦发现徐光启不同于其他我国知识分子，他异常聪明，同时勤奋刻苦，积极上进。

他们起初的翻译还比较顺利，后面就比较困难了。原因之一是利玛窦熟悉«几何原本»的内容，却未必熟悉«几何原本»内容的中文表达和书写；原因之二是徐光启虽然熟悉中文，但只学习过四书五经、兵书、农书和医书，却未涉及过天文历算方面的书，因而少有数学基础。所以，他们双方不得不都十分努力。他们曾多次向周围的人请教，这些人中，有当时在北京的庞迪我神父和熊三拔神父，有常来探讨学术和教义的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等人，特别是两位神父，始终在场。道路虽然艰难，但最后他们还是走下来了，到1607年春天，他们译出了«几何原本»前六卷。

对于翻译的成功，利玛窦非常高兴，他高度赞扬徐光启，说他聪明好学，经过了不长一段时间的学习，就能用清晰优美的中文来写他所学到的一切东西。徐光启也高度评价利玛窦，说他认真、勤奋。(www.daowen.com)

前六卷翻译完成之后，徐光启曾要求继续翻译，将后面九卷也翻译出来，但利玛窦拒绝了。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国。西方科技的威力被越来越多的我国人所认识，一些有识之士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军事和经济侵略我国的同时，也注重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传播。«几何原本»后九卷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了。

1852~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等人合作，在上海翻译、出版«几何原本»后九卷以及«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西方近代数学和其他科学著作。«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凡四历寒暑始卒业”，出版时间在1857~1858年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翻译所依据的已不是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版本，而是一种英文版本。至此，徐光启生前全译«几何原本»的愿望，终于被后人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最终完成。

1865年，当时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曾国藩委托李善兰重校已毁版的«几何原本»后九卷，出资将«几何原本»前六卷和后九卷一并在南京重刻刊行，并命其子曾纪泽代其为全译本作«几何原本序»。至此，«几何原本»全刻本产生。

«几何原本»中文译本的产生，开始把公理化研究方法引进到我国数学研究之中，这是«几何原本»的巨大功绩。古希腊数学家以公理化体系整理数学知识的思想，随着«几何原本»中文译本给我国带来新鲜空气，正如以曾国藩名义写的«几何原本序»中所写：“«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似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明乎点线面体之理，而后数这繁难者可通也。”这些话准确地点出了公理化体系具有逻辑严谨性和对象抽象性从而又具有应用广泛这些鲜明特点。

«几何原本»中文译本的产生过程再一次说明了数学的传播和交流是数学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数学的传播和交流与社会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西方数学在我国的早期传播，仅靠西方人或仅靠我国人都无法实现，只有中外人士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几何原本»中文译本就是这样的范例，它是中外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