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铭文是在瓷器制造过程中以一定的工艺手段题写其上的文字或文字性质的符号。明清两代瓷器上的帝王年号又称为款识。因此习惯上将明清以前瓷上的文字称铭文，明清瓷上的铭文称款识。
铭文的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的状况；而铭文的形式，多取决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和制瓷工艺的发展水准。这样，古瓷铭文的发展既同步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发展，又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制瓷工艺的发展相互一致。
在我国的瓷文化中，铭文是物质文化同精神文化的结合点。与中国古瓷的胎质、釉色、装饰和形制一样，铭文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出现在中国古瓷研究者的面前。
研究古瓷铭文，应研究铭文的形式、内容及其自身发展规律；应研究铭文在瓷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还应研究铭文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
清雍正黄地绿彩桃树纹碗，底紫彩“大清雍正年制”官款
1.中国古瓷铭文的发展
阐述古瓷铭文的发展，就是描述铭文所采取的形式和内容的发展。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铭文的形式和内容往往是和谐一致的，因此可以将它们按历史的发展进程加以综合分析与阐述。
原始青瓷发轫于商代中期，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而至于西汉。据现有考古资料，原始青瓷上未见铭文，但这并不能说明原始青瓷上不存在铭文。同期的陶器、砖瓦上皆有镌刻、打印或书写的文字。如在西周扶风召陈村西周遗址，曾出土刻有记事性铭文的陶器，其后的战国、秦、西汉陶器上的文字已属常见。我们认为以更完备的工艺手段制作的较陶器更贵重的瓷器，刻、写一定文字是完全有可能的。
东汉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瓷器。从东汉至南北朝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以铁元素为呈色剂的青釉瓷，作为一种单色釉瓷，除个别例子外，铭文一概以刻划而成。青瓷中刻有铭文的器物以谷仓（冥器）为多，其他还有虎子、油灯、壶等。东汉青瓷壶曾见有隶体“王尊”刻铭。以后三国（吴）“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铭文青瓷器，则是已知最早有确切年代的一件器物。
这一时期铭文的内容有：
纪年铭文——如“元康元年八月二日会稽上虞”（青瓷虎子刻铭）。
吉语铭文——如“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年未见英（殃）。”（晋青瓷谷仓上刻铭）
从铭文内容分析，当时的一般日用器皿没有铭文，仅在作特定用途如陪葬器物上刻写相应内容的文字。
（2）隋、唐、五代、宋、元
隋、唐、五代，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在唐代，南方越窑青瓷日臻成熟，北方白瓷亦已出现，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与此同时，唐长沙铜官窑首次广泛采用釉下彩瓷。这种变化使铭文题写除了刻划方法外，还采用了以毛笔书写的方法。到宋代，为适应大规模商业性生产的需要，又出现了铭文模印的方法。从铭文内容来看，较前有了更新。
唐、五代、宋的白瓷上有标志瓷器等级的“官”“新官”“甲”“乙”“丙”等字样；彩瓷上用吉语、佳句、诗词作装饰；民用瓷上有属商业性质的窑主、匠工姓氏铭文和广告铭文。这个阶段，题写铭文的器物已以日常用瓷为主。从铭文的功能来讲，已不单是为了讲清一件什么事，而是更多地注重其装饰性和实用性。
（3）明、清
明清两代瓷器生产更为发达。从元代开始工艺成熟并规模烧制的青花瓷，到明清两代已成为瓷业生产的主流。从明代开始，釉里红、斗彩、粉彩等彩瓷得到了迅速发展，单色釉生产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品种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时期瓷器铭文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以下特点：
在题写方法上——以毛笔书写为主。
在铭文位置上——逐步过渡到以器物里心和底面为主。
在铭文字体上——真、草、隶、篆四体皆备。
在铭文内容上——明永乐以后帝王年号款开始盛行，明正德起出现前朝年号的寄托款，晚明和清代流行堂名、斋名款。
在铭文釉彩上，除了青花以外，还有黑彩、红彩、绿彩，清康熙末开始用珐琅彩。
在铭文发展形式和内容上，明、清两代瓷器经过长时期的筛选、定型，铭文的题写方法、位置、文字等都有了一定的程式并固定下来。古瓷铭文的形式和内容从无序到有序，反映了铭文自身发展的规律。
2.中国古瓷铭文的研究方法
虽然瓷器铭文的研究与其他物质和精神对象有着共同的方法，但是，由这种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于一体的特殊对象所决定，其研究又有自己的特殊要求。
中国古瓷铭文的研究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在基本的方法上，可概括为记录整理和分析研究两步。
（1）记录整理
一切客观对象的研究，总是从收集、记录、整理材料开始的。广泛地收集材料，全面地记录材料，科学地整理材料，是铭文研究的重要工作，也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
将瓷器上的铭文记录下来，是整个研究的第一步，记录的内容应包括：
① 题写手段
胎体铭文——包括刻划方法和模印方法，铭文上是否上釉，是与底面同色釉还是其他釉。
釉彩铭文——包括釉上彩和釉下彩，毛笔书写还是用印戳，铭文釉彩颜色（青、红、黑、珐琅彩等）。(www.daowen.com)
② 铭文字体
汉字——包括真、草、隶、篆四体及变体文字。
③ 铭文款式
位置——包括器心、底面、器肩、器腹、里壁、口沿等。
铭文的文字排列——包括直行、横行、行数、钱文排列、印章式排列等。
铭文边饰——包括圈（单或双）、框（单或双，长和方）、图案。边饰刻划而成还是毛笔描画。
④ 铭文内容
纪年铭文——包括年号款、寄托年号款、干支纪年款和特殊纪年款。
清同治红地金彩喜字碗
所属铭文——包括使用者府第、姓氏、堂名、斋名、政府机构、庙宇等。
商业铭文——包括制造者姓氏、瓷器广告和样品价目。
吉语佳句铭文——包括吉祥短语、诗文佳句和全篇文章、诗词。
记事铭文——记载某些特殊事件。
最后还应详细记录每一器物的烧造年代和器物的胎质、釉色、装饰和形制。因为这些对铭文的研究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明正德官窑黄釉碗，底青花“大明正德年制”楷款
（2）分析研究
分析研究铭文时应将材料分类。分类的基本标准是两个。第一是逻辑的划分，即按铭文题写手段、铭文字体、铭文款式、铭文内容来分类；第二是历史的划分，即按铭文和瓷器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归类。
明成化官窑青花梵文杯
对铭文材料采用归纳抽象的方法，这是探求铭文的内容和形式的规律的手段。通过这种方法，既找出同类铭文的共同特点，又找出同一时代铭文的共同特点。
对铭文材料又要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将铭文看作是动态的、发展的。每种铭文形式，每类铭文内容都在继承和变异的矛盾运动中展示自己，构成了铭文阶段的发展史。
对铭文材料必须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将铭文这个文化现象放入人类文化史这一大系统中来分析、评判。这里包括三个层次的分析，第一层次是铭文和瓷文化史的关系；第二层次是铭文和物质文化史的关系；第三层次是铭文和整个人类文化史的关系。
就这些方法而言，目前进行的铭文研究仅仅是开始。
3.中国古瓷中官窑器和民窑器的铭文
在中国古瓷发展史上，自唐开始就有官窑、民窑之分。所谓官窑有两种含义，分别指官办窑厂和宫廷用瓷。宫廷用瓷有两个来源，其一是由朝廷主办的官窑厂如河南开封的北宋官窑、浙江杭州的南宋官窑、景德镇的明代御器厂烧造的器物；其二是由民窑烧造。唐代宫廷用器是在民窑烧制的器物中“千中选十，百中选一”来取得，清代则是“官搭民烧”，由内宫绣理处提出烧造要求，民窑烧成后，经挑选而入贡。
中国古代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等级森严，在服饰、器物上均有明显反映，民窑器和官窑器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为工艺水准的差异。封建朝廷可以调集最优秀的巧工良匠，采集最好的材料，不惜工本制造宫廷用器，使官窑器的胎质、釉色、装饰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民窑器由于受到工匠工艺水平的限制、材料的来源和价格的限制，更由于商业性生产而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只能在材料上节约，在工艺上从简，致使产品的质量不能和官窑器相比。
民窑器和官窑器的不同还表现为历代对民窑器的形制、釉色、装饰有严格规定。五代时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命令，越窑烧造供奉之器“秘色瓷”庶民不得使用。明初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烧制龙凤纹器皿，用于宫廷及祭礼器上，同时严禁民窑烧同样纹饰的瓷器，违者处死。清代规定更细，除皇帝可以不受限制任意选用瓷器外，在装饰纹样和釉色上，皇太后、皇后用黄釉的，贵妃用里白外黄的，普通妃子用黄地绿龙的，嫔用蓝地黄龙的，一般贵人用绿地紫龙的；同时还规定民窑不得烧造天圆地方瓶、四方八卦瓶，不得用五爪龙及百鹿作装饰等。
明宣德官窑孔雀绿盘，底青花“大明宣德年制”楷款
民窑器和官窑器的铭文亦有很大区别。在内容上，明、清两代的帝王年号款的使用有一定限制。
明成化官窑器用“大明成化年制”，而民窑则用“大明成化年造”，即有“制”与“造”的区别。
清初康熙、雍正曾一度禁止民窑用年号款。官窑器和民窑器即使款字相同，在款式和文字排列上也有区别。
明万历官窑器年号款外一般有圈线边栏，而民窑器年号款外一般不加圈线边栏。
清代楷书年号款，官窑一般为六字两行，每行三字；而民窑则是六字三行，每行两字。从书写字体来看，官窑款字用端庄凝重的正楷；民窑器则一般楷法欠精，明代民窑器年号款更有用行书的。
同样，有些铭文是民窑有而官窑不用的。在故宫所藏大量明代官窑瓷中，吉语铭文少见。同时期的景德镇民窑制品中，则大量用“福”“禄”“寿”“喜”“贵”“慈福”“德寿”“金玉满堂”“状元及第”等的吉语铭文。官窑器除少数制瓷名家（如明隆庆、万历年间的周丹泉）所制“周窑”器的姓氏外，一般不写制瓷者姓名。民窑产品出于商业宣传需要，有不少产品写烧造地点和烧造人。如江西乐平明代民窑产品有“永靖镇造”“南溪”等铭文。
反映在铭文上的官窑和民窑的区别，除了物质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超经济的政治力量的影响。铭文的内容正是这种超经济的封建政治力量存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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