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陶瓷、青铜和铁的生产技术均已比较发达,三者的依次发展和交叠关系是全世界不同文化共通的规律。所不同的是,陶土的资源非常容易获取,因此一般是生产遗址就地取材。并且由于其资源的丰富性,器物大多是批量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受众也较广,从而保存至今的陶瓷灯具数量也无疑相对更大些。青铜发展至战国秦汉已逐渐式微,但它从来都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既得利益必须牢牢掌握的重要资源,这一点在欧洲的青铜时代也不例外[205]。所以铜灯都出土在当时的贵族墓葬当中。铁器的出现与发展又有些差别。铁器从春秋晚期开始铸造和出现,开始时期也是贵族阶层牢牢掌握的资源,故而这一时期出土铁器均在贵族墓葬中。到汉代,整体的状况仍然是官府掌管铁器的冶铸,但局部也允许私人开矿铸铁。由于铜和铁的分布比较受资源所在地的地理局限,因此他们的冶和铸有位于同一地点,也有分离开来的。
[66]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7期,第78—86页。周畅:《战国秦汉青铜灯具的初步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李侃:《战国秦汉出土灯具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67]申云艳:《汉代铜灯初步研究》,见《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第340—354页。
[68]俞伟超先生《关于“考古类型学”问题》一文中提出,真正属于考古学自身的方法论,除了地层学和类型学外,第三种方法为“从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中观察和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其中就折射出考古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古代社会。见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69]熊昭明:《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0—105页。宋叶、刘晓婧:《山东出土汉代灯具研究》,《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第23—28页。刘明琼:《贵州出土古代灯具》,《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第75—78页。
[70]李济:《如何研究中国青铜器——青铜器的六个方面》,《故宫季刊》,1961年第1期。
[71]依据林康义的观点,“穷尽性”是指分类的结果应最大限度的囊括所见的全部资料;“排他性”则指的是在分类标准的选择上应是唯一的,从而避免产生歧义。参阅林康义:《比较·分类·类比》,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56页。
[72]李科威:《考古类型学的原理与问题》,《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第2页。
[73]陕西西安北郊出土一件,且出土位置在盗洞当中,似难断定为汉代灯具。参阅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汉代积沙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第30页。江苏南京出土1件青瓷质灯台,简报编写者将墓葬年代定为东汉末孙吴时期,参阅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第38—44页。
[7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75]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苑小区古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第37—45页。
[76]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等:《河南禹州新峰墓地东汉墓(M127)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9期,第16—22、34页。
[77]黄冈市博物馆等:《罗州城与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78]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苑小区古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第37—45页。
[79]重庆市博物馆等:《重庆合川市南屏东汉墓葬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第43—63页。
[8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第4—33页。
[81]四川省博物馆等:《新都县马家山崖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1985年,第93—121页。
[82]印志华等:《邗江县两座汉代砖室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第2辑,第26—31页。
[8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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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巫山麦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第185—206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市丰都县汇南墓群2001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2期,第24页。
[88]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2期,第46—54页。
[89]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2期,第4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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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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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洛阳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196—197页。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工东汉壁画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20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第127页。
[17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7年四川蒲江冶铁遗址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8年第4期,第17—26页。
[17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鲁山望城岗汉代冶铁遗址1号炉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第3—11页。
[17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第1—110页。
[179]李毓芳、刘振东等:《1992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9期,第792—798、807页。刘振东、李毓芳等:《1996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7期,第4—12页。
[180]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1—23页。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2期,第2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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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华觉明:《汉魏高强度铸铁的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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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李众:《从渑池铁器看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成就》,《文物》,1976年8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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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第80页。
[18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第70页。
[189]徐学书:《战国晚期官营冶铁手工业初探》,《文博》,1990年第2期,第36—41、32页。
[190]〔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下》,中华书局,2011年,第975—9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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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陕西省博物馆等:《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鐴土》,《文物》,1966年第1期,第21页。
[19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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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汉〕刘歆:《西京杂记》卷3,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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