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半个世纪间的西北聚落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不论从研究的时间、空间还是问题本身等方面来看，都相对比较独立，也比较完整，具有清晰的发展主线和内在的叙事逻辑。基于保存相对完整的7000个左右的宣统人口调查甘肃“地理调查表”分村户口数据，笔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聚落尺度的区域人口史研究。

对这样一个仅持续50年并且发展脉络相当清晰的人口史的研究课题，笔者仍然是只选择了其中一小部分前人关注不多，或虽有较多关注，但仍然能够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学术问题，比如人口史研究视角的城乡与乡村、与城市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宣统人口调查数据与中国人口史晚清民国期间的衔接、战时不同空间尺度人口迁移的特征与规律以及大村分布与战争引发的西北人口空间变动趋势等，进行重点研究。

相对于传统中国人口史原来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工作范式而言，这一工作，至少可以提供一个较大区域的研究个案，增加一种新的叙事方式。通过这样的研究，笔者希望可以部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西北人口史、移民史研究的疑点、难点问题，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向纵深领域拓展。同时，也希望可以为西北地区社会史、民族史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虽然这一研究工作，自始至终都没有轻松过，但就目前已经完成的具体研究而言，这一工作还相当不完善，以人口史研究的六大部分，即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制度及相关内容进行对照，还有不少重要内容没有涉及。就具体的研究题目来讲，也有许多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比如战争与聚落形态的演变、战争与人口的再生产、战争与人口史的书写、战争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等问题，都很有意思，也应该可以找到足够的史料，研究的可行性比较高。接下来仅以战争与人口结构中的人口性别结构略作引申说明，以期对未来的工作有所展望。

性别比（sex ratio）是人口性别结构（sex structure）的重要内容之一，指是男性人数与女性人数的比值，通常用一个基数为100的数值表示，即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学术界认定的性别比正常值一般在104—107之间。

战争会直接造成大量参战士兵的死亡，由于这些死亡人口大都是成年男性。因此，往往也会导致性别比的波动。现代战争状态下，一般战后会有一个较低的性别比。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死亡人数多达3000万—3500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战时人口死亡最多的德国及前苏联地区，仍是世界上性别比最低的国家^[25]。但传统战争状态下的研究，证明的似乎是另一种趋势。战争中，老弱妇孺作为最大的受害者，死亡较多，战后人口性别比畸高。侯春燕在探讨同治西北战后人口结构时，就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有些极端的个案，如迪化府，性别比甚至高达190，一般地方也都在130左右^[26]。然而，宣统人口调查的数据显示，清末甘肃人口性别比仅为109，与学术界认定的性别比正常值非常接近。

在民国以前的传统社会中，人们（至少在中国）似乎很难有能力对出生性别比进行明显的大范围的干预。虽然通过溺婴手段，可以人为干扰实际的人口性别比，但在一个较大区域的人口调查中，想通过人为方式，对统计数据中的人口性别比进行系统性的造假，可能性是很小的。因此，对于人口史学家来讲，性别比是评判某一人口数据是否可靠的重要指标。由此推测，学界对于传统战争状态下男女人口死亡情况的传统认识，可能存在问题。对于性别比这样一个需要通过人口调查和普查数据来进行研究的对象来讲，企图通过个案举例式的方式进行研究，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另外，这样一个个案也说明，传统战争引发的人口性别比变化，可能与现代战争状态下，有较大不同。所有这些问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

同治西北战争从爆发至今不过150余年。150余年间，因为一场惨烈的战争，西北地区的人口发展经历了后人难以想象的沧桑巨变。当过去变成历史，成为史书里记载的一行行的文字时，很多细节的部分都会慢慢湮没在布满灰尘的史书中。但是，对于千百万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战争亲历者以及他们的子孙来讲，曾经的苦难与磨炼，都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对于过去的记忆，尤其是个体、家庭以及整个族群在战争中所受到的创伤，很难随着史书的泛黄而褪色。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其复杂性与多面性，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面对这种历史的真实，对于坐在书斋里的学者来讲，希望仅仅依靠那些已经布满灰尘的泛黄文献，或者事件经历者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零星记述，抑或是时人和后人道听途说的琐碎记载，就能拼织出历史的原貌，完全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是极不现实的。任何试图简单化、标准化与符号化的所谓特征提炼与规律总结，都存在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任何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二元价值评判标准，同样也都是错误的。怀着谦鄙、审慎、尊重与敬畏的态度，去认真审视那些已经发生的人和事，是唯一正确，也是明智的选择。

【注释】

[1]［美］李中清：《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67—86、123—139、156—165、215—220页。

[2]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美］王丰、［美］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陈意新、曹树基：《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学术界》2003年第3期。

[5]车群、曹树基：《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兼论非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3期。

[6]［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47页。

[7]路伟东：《羊头会、乡绅、讼师与官吏：同治以前关中地区回汉冲突与协调机制》，《回族研究》2010年第3期。

[8]［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4页。李恭忠先生在研究土客械斗与华南地方军事化的过程中，对孔飞力的所讲的那种叛乱——平叛模式的军事化与华南土客械斗所体现的军事化模式进行了探讨。笔者借用这一观点来说明清代西北地区的回汉冲突与械斗。请参见李恭忠：《客家：社会身份、土客械斗与华南地方军事化——兼评刘平著〈被遗忘的战争〉》，《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

[9]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06—259页。(www.daowen.com)

[10]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717—718页。

[11]路伟东：《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数分析》，《回族研究》2010年第1期。

[12]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3]续建宜、刘亚林：《战争对人口的影响》，《西北人口》1998年第2期。

[14]（清）柏景伟：《沣西草堂集》卷六。

[15]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33页。

[16]梁景先等：《陕西旱灾请妥筹捐赈疏（光绪三年）》，见王云五主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3333页。

[17]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卷一四《杂记》。

[18]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卷一四《杂记》。

[19]待鹤斋：《劝通商济赈小启》，《万国公报》光绪四年五月初一日（1878年6月1日）

[20]（清）丁宝桢：《筹赈末完骤病剧增折》，《丁文诚公（宝桢）遗集·奏稿》卷六。

[21]《清德宗实录》卷五五记载称：“近闻陕西同州府属之大荔、朝邑、合阳、澄城、韩城、白水各县因旱欠［歉］收，麦田不过十之一二，华州潼关等属秋苗尽为田鼠蝗虫所害，粮价骤增，大荔、蒲城等处抢粮伤人之案递出，韩城之白马川，聚人数千，游勇土匪，互相煽乱，并有军械旗帜，请饬分理。”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二九《荒政一》亦记称：“是年蒲城大饥，七月二十六日，土匪胁饥民汇夜入城，焚署劫狱，戕知县黄传坤，大肆抢掠。”

[22]（清）曾国荃：《复丁雨生》，《曾忠襄公奏议》卷一一。

[23]（清）赵翰：《致南中书》，见（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户政》。

[24]民国《重修崇信县志·序》。

[25]刘铮主编：《人口学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1页。

[26]侯春燕：《近代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前后的人口变迁》，《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