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历史的常态,回顾整个中国人口发展史,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可能就频繁的战争与人口由波峰到谷底的反复波动。实际上,从秦汉以来的两千余年间,中国人口的发展所经历的这种剧烈波动,几乎历次改朝换代期间都会发生。而每次的人口波动,几乎都与战争有直接的关系,每次战争导致的人口损失规模也都动辄以百万、千万计[9]。对于治史者来说,很多时候,判断战争大小和惨烈程度的标准,往往只是一串冰冷的人口损失数字。但是,对于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则往往为一般人所未知,或未充分认识。
战争对人口发展的影响,首先就是直接造成参战人员和平民的大量死亡。同治西北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前后不过十余年,但人口损失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均相当惊人。现有研究显示,这场战争造成的西北地区人口损失高达二千万,损失比例超过60%[10]。其中,回族人口损失绝对数量超过600万,损失比例接近80%。部分省区,如陕西省,战前200万回族,战后仅余西安城内数万口,几乎到了亡族灭种的程度[11]。实际上,历史上见于记载的诸多战争,对人口造成的伤害,其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同治西北战争。
战争除了造成人口的直接死亡外,对人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战争的主体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除了直接参战的士兵,还有更多的丁壮从事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运输粮饷、给养及军械火药等一干所需。从左宗棠西征准备可见,这部分人口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士兵的数量。战时青壮男子或战死沙场,或长期离家,不但减少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也必然会使配偶的生育机会减少。而战争中生产、生活设施的破坏,也使得原来正常的生产经济活动受到影响。这些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人口的生育率,提高了人口的死亡率。除此之外,战争对人口生理和心理上更长远的影响,比如新生儿体质、身体发育以及心理病和精神病等,也是现代医学统计所证明的事实。所有这些影响之中,因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造成的粮食短缺,往往引发粮荒,对人口减少的影响尤为直接。而战时人员伤亡引起的疾病蔓延,战争对自然生态扰动造成的传染病流行等原因,造成的人员间接死亡数量,则更是常常远超战时直接死亡的人数。根据1946年5月份的调查数据,冀鲁豫区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直接战死者,仅占死亡人数的13%,而死于战时灾病饥饿的人数超过总数的66%。见表9-1:
表9-1 冀鲁豫区八年抗日战争人口损失统计 单位:
(数据来源:河南省课题组编:《河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www.daowen.com)
相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传统战争状态下,由于武器杀伤力有限,战时人口直接死亡的数量可能更少一些,死于饥饿、疫病的比例会更高。咸同云南回族战争期间,死于鼠疫等传染性疫病的人口超过死亡人口总数的70%[12]。而在1773年至1865年132年间的欧洲大小战争中死亡的800万军人中,直接死于战争本身的人数仅占总数的二成,死于疾病的则超过总数的80%[13]。
除了疫病,灾荒对人口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光绪三年(1877年),还没有从战争废墟中完全恢复的陕西省,又遭到了“光绪大旱灾”的沉重打击。这次旱灾几乎遍及陕西全省,郿县以东,潼关以西,泾洛渭诸河流城的下游平原地带,尤其是关中地区的西安、同州两府被灾最重。该年秋,陕西灾民亦开始外逃求生。渭北各县灾民,“扶老携幼,百十成群,纷向渭南各州县转徙流离”[14],而渭南的饥民则南下或东出就食。至光绪三四年间,仅逃出潼关的难民就有二十余万[15]。而那些没能逃出的灾民,则只能听天由命。泾、洛一带,投水自杀者日众,以至“洛河漂流死尸,联络不绝”[16]。酆泉县“饿死者山积,治城东门外掘两坑埋之,俗称万人坑。始犹以席卷之,继一席卷两人,终至无席。城隍庙、保安寺两处,稚儿耆者,填井为满”[17]。蒲城县,至1878年夏,“饿死者三分之二”[18]。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饿死者既死,家人掩埋不敢痛哭,否则饥民齐来,竞相残食”[19]。更有甚者“口息未寒,髀肉已被脔割”[20]。更多的灾民则是成群结队地去哄抢粮食,勒食大户。有些州县,如蒲城、韩城等地甚至出现了灾民袭击官府,杀死官吏的事件[21]。
通过上面的简单描述,光绪旱灾对陕西人口造成的严重损失,着实让人印象深刻。但是,灾荒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自然原因决定的,而是人与自然角力的最终结果。战争状态下,粮、水等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基层救灾体系亦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有这些不利情况,都加剧了灾荒对人口的打击;另外,灾时疫病流行,也是造成人口损亡的重要原因,“小民非死于饥饿,即死于疾病”[22]。而疫病流行,则与尸体无法正常处理有直接关系。由于死亡人数过多,许多尸体大都来不及掩埋,即使勉强埋入者,也往往因为“泥土甚松,入土不深,仍为犬残者不少。尤惨者,垂死饥民,随风吹倒,气息未绝,亦被犬噬”[23]。由此可见,灾荒对人口的影响,与战争类似。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都不是这些特定事件本身,而是由这些特定事件引发的饥饿、疫病等。
除此之外,战争与灾荒对人口的不同影响还表现在:战争期间人口的损失主要表现为绝对数量的减少,即死亡;而灾荒期间人口的损失则主要表现为相对数量的减少,即人口的迁移。对同光年间陕西人口变动的研究显示,战争期间的人口损失占同期人口损失总数的八成强,远超过灾荒期间的人口损失。这表明,历史时期,对人口造成的损失,人祸远胜于天灾。
战后人口的增长模式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李中清等人认为,中国革命摧毁了传统的复合家庭与集体主义,使已婚生育率体系随之崩溃,导致了革命后人口无节制的爆炸式增长。笔者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至少,在晚清西北地区的研究,不支撑这一观点。对宣统人口调查甘肃“地理调查表”大村空间分布状态的研究表明,从战争结束一直到清朝末年的三四十年间,整个西北地区,人口数量增长缓慢,人口总量仍然相当有限,远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诸多战前沃野之区,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迁入,仍然荒草漫漫。由此可见,在区域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内部自然增长的情况下,战后西北人口增加相当有限,不足以在较短时间内遍及那些曾经人口繁盛的沃野之区。崇信县志称,“迄花门乱起,泾原荼毒尤苦,市井率墟……虽乱后休息时近四十年,然凋敝已甚,民业未获猝复,降及今,而政盖窳,民益弊,因之以饥馑,师旅、官吏、士民日交困于艰难险阻中”[24]。这就是这种战后移民进程的真实写照。
至于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有没有可能出现李中清教授所声称的“革命后人口无节制的爆炸式增长”,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实际上,即使真的存在李中清所说的晚清民国以来,人口无节制的爆炸式增长,其真正原因,也不是中国革命摧毁了传统的复合家庭与集体主义使已婚生育率体系随之崩溃导致的,而是晚清民国以来,中国人口增长模式转变造成的。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原始型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传统型人口增长模式,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其中,虽然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在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初始阶段,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现代救灾与救灾体系的建立以及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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