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大村视角下的区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规律

大村视角下的区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规律

时间:2023-07-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这四个大村分布的热点区域,空间上彼此分割,并没有太多联系,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规律可循。从战时人口损失数量来看,战时人口损失排名靠前的兰州、宁夏、甘州等都是大村分布的热点地区,而人口损失较少的秦州、阶州、西宁以及肃州等,同样也是大村分布的热点区域。

大村视角下的区域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规律

从上节数据可视化展示图(见图8-1)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宣统甘肃大村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除其中四个非常明显的热点区域外,其他府州大村数量都比较少,分布也都比较零星。而这四个大村分布的热点区域,空间上彼此分割,并没有太多联系,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规律可循。表8-3是战争前后甘肃分府人口数,两者对比,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些大村分布的热点区域,包括战前人口数量排名靠前的巩昌、兰州、宁夏、甘州等府,但是平凉、庆阳等战前人口较多的府的大村分布并不多;反而排名靠后的肃州、西宁,尤其是秦州、阶州,聚集了大量的千人以上大村。从战时人口损失数量来看,战时人口损失排名靠前的兰州、宁夏、甘州等都是大村分布的热点地区,而人口损失较少的秦州、阶州、西宁以及肃州等,同样也是大村分布的热点区域。

表8-3 1851—1880年甘肃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700—701页)

聚落的核心是人口。战后聚落规模,既与历史的传承,也就是战前该聚落的规模有关,也与战时人聚落人口损失有关,更与战时和战后的人口迁徙行为有关。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笔者把同治战争期间,甘肃各府州人口损失数量与各府州大村数量进行对比,制成表8-4。

表8-4 甘肃分府人口损失与千人以上大村分布统计 人口单位:万人

续 表

(数据说明:平凉府大村数据包括固原州大村数据在内)

表8-4按战时人口损失的绝对数量从高到低倒序排列,可以看到,千人以上大村数据与战时人口损失数量和损失比例,均不完全同步。根据表8-4绘制成折线图8-2。

(www.daowen.com)

图8-2 同治战时甘肃人口损失数量与大村数量

在图8-2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在人口损失数量按从大到小排列的情况下,大村分布的走势,如同一个扁平的“U”字形,数据基本上是两头高、中间低。并且该线与人口损失线有交叉,泾州以前,大村分布的折线低于人口损失折线,而西宁府以后,大村分布的折线在人口损失折线的上方。两条两阶多项式趋势线更能直观地表明两者的相对关系。

从两条线的走势可以作如下判断:大村分布比较密集的区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受战争影响较小、人口损失不太严重的地区,比如秦州直隶州、阶州直隶州以及西宁府等处;第二类是战时饱受战火摧残,人口损失严重的地区,比如兰州府、宁夏府、甘州府以及肃州等地。可视化的地图更能展示这种空间分布的趋势(见图8-3)。

图8-3 同治战时分府人口损失与宣统大村分布

(资料来源:底图数据使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V4 1911年数据;本图使用了反距离权插值法来展示各府人口损失。由于人们总是喜欢集聚在那些自然和人文条件优越的地区,厌弃相反的地区,所以,人口的空间分布从来都不是均衡的。从逻辑上讲,人口空间可视化不可以使用插值方法,但是本图插值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值,而仅仅是为了模拟人口损失在空间上的大概分布趋势,这与以行政区划为标准的人口损失可视化类似。并且,因为避免了行政边界的数据突变,可视化效果会好一些)

第一类地区战时受害不烈,战火波及范围及持续时间都比较有限,人口损失较少,而且,更重要的是,战时可能还吸收了部分外来逃难人口,战后可能亦安插了部分难民。总体来讲,战时人口减少有限,战后人口可能基本上维持了同治以前的鼎盛状态,宣统年间人口调查时大村数量较多,属正常现象,比较容易理解。

以大村分布最密集的甘肃东南秦阶地区为例,该区北部,尤其是秦州及所辖各县,回族人口较多。同治年间,陕回沿渭水西撤进入秦州后,该处回族群起响应,因此,打斗亦相当激烈。但战时为害不烈,人口损失亦不多。曹树基认为,主要原因是秦州堡寨林立,易守难攻[8]。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

秦州号称兰河中坚,关陇重镇,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志书称其地,“都邑殷阜,聚落相望,地形博敞而雄厚,属县皆襟带关河,秉其厄塞。且自南宋以来常为蜀口要隘,城寨壁壤林立”[9]。及至明代,堡寨数量有增无减。同治战时,秦州更是大规模修堡寨,“几乎村村有堡,现山头所见残存的堡寨大多数是此时修筑的”[10]。及至战争结束,仅秦州周围,就有堡寨370个[11]。这些为数众多的堡寨,主要分布在西部与北部。除了人为修筑的堡寨,秦阶一带河谷纵横,山地尤多,岷山、秦岭两大山系遍布全区,极易躲藏,战时小民前往逃难者众多。比如洮州张寅斗,“同治回乱负母逃阶、文等处,乱平始负归”。狄道的王希学,则与其弟一同带着母亲逃往岷州一带避难。监生刘孝,同治癸亥之乱,亦“负母逃至阶州奉养”。从九马守文的逃难经历更有代表性,“同治回乱与其兄守武、嫂桑氏扶母逃难,遇贼伤兄嫂,守文独负母逃至北乡贾家沟樊家岭,出资集众于山崖凿洞,聚众保守,居者五百余人,历两年悉免于难。后又率众逃至秦州牡丹园,复出资修堡,并作木驳以吓贼,堡赖以全”。

除此之外,战后秦州亦是重要的难民定置和移民迁入地,比如陕西凤翔回军崔伟部1万多人被安插在今张家川镇、龙山镇、弓门乡、阎家乡一带。陕西回军毕大才部3280人安置在今连五乡境内[12]

第二类地区与第一类地区不同,战后大村分布较为集中是战时人口收缩的结果,尤其是河西走廊西端大村密集分布比较直观地体现了战时区域人口由东往西逃徙最终止步于嘉峪关前的空间变动过程和结果。相关问题本章第一节及本书第五章已经做了详细论证,在此不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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