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般小民而言，就近而不越级是战时逃生的基本原则。战争期间，那些散布乡间、可达性较好、筑有围墙并且有一定防守力量的乡村堡寨，是普通民众避难求生的首选之地。而更加坚固的治所城市，因为绝大多数最终获得保全的成功范例，安全性更高，对避难小民的吸引力也更强。

战争起时，这些有限的空间，首先当然要保证本地居民的安全需要。而日用所需一切物资，亦以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为第一要务。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与原来住户混杂聚居，空间顿显狭促，住房、饮食以及很多平时习以为常、没有多少人关注的事情，比如粪溺、垃圾等污秽废弃之物的处理，在人口骤然增加的情况下也都成了比较棘手的问题。围城日久，粮食、饮水等一切生活所必需，更不敷用。对于普通小民来说，争夺这些基本生活资源实际上就是争取更多的生存机会。而对守城者而言，青壮与物资均为困守所必备。大量难民入城，一方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可以吸纳更多有生力量积极防守，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分沾资源的窘境，尤其是大量老弱妇孺对于城守基本上没有半分好处，白白增加消耗。本地居民与逃城难民之间，彼此利益互相纠葛，冲突与矛盾亦由此而生。

为保护原住居民的利益，随着战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堡寨治城开始关闭城门，不再接纳新的逃难人口。大量避难小民被拒之于门外，无处躲藏，往往寄身城墙之下，以求守城兵士可以隔墙庇护。但上无片瓦，下只寸士，日晒雨淋，无所遮蔽。且身处两军之间，多为攻守双方所杀毙误伤，看似身处平安之所，实则立于危墙之下。

城堡历经战争而终获保全，或因城高壕宽，易定难攻，或因人多势众，积极防御，或因地处偏远、未被强攻等。原因多种多样，每地亦各有不同，但实皆与鬼神无关。除了普遍意义上的堡坚人众、防守得力之外，还有些基本要素，每处则大概相同或类似，缺一不可。

【注释】

[1]民国《创修渭源县志》卷六《回变纪略》。

[2]路伟东：《晚清甘肃城市人口与北方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复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3]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4]（清）顾家相：《孟晋斋年谱》，见（清）顾寿桢编：《孟晋斋文集》附录。

[5]（清）李慎：《郑冶亭先生事略》，见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350、359页。

[6]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07页。

[7]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19页。

[8]（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222页。

[9]城镇粪溺的交易，较早的文字记载大概出自南宋人的笔记：“杭城户口繁多，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诸色杂货》。

[10]任吉东、原惠群：《卫生话语下的城市粪溺问题——以近代天津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1]（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44页。

[12]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307页。

[13]光绪《永寿县志》卷一〇《别录类》。

[14]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25页。

[15]（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五《事部三》。

[16]包诗卿：《明代军事活动与关羽信仰传播》，《中州学刊》2008年第3期。

[17]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七三《人物志·孝义上》。

[18]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98页。

[19]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第409—415页。

[20]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庚辰）托明阿、瑛棨、孔广顺奏，《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五。

[21]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七三《纪事七》。

[22]（清）杨毓秀：《平回志》卷三，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事变》第3册，第126页。

[23]（清）谢恩诰：《再生记》，见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56页。

[24]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一一《兵事志》。

[25]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七三《人物志·孝义上》

[26]（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40页。

[27]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壬申）陕西按察使张集馨等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九。

[28]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七三《人物志·孝义上》。

[29]聂沄，字雨帆，泾阳西关人，道光年间举人，朝考七品小官，以礼部主事擢军机章京。深受知于成庙，后因穆党被参，归籍办团练。聂反对储粮备战，民间多称其意在屯粮居奇，以获私利。清末县人《春冰室野乘》亦有记载。《泾阳乡土志》有聂沄传，但行文颇为随意。由此观之，传闻或有一定真实性。总之，不管是何原因，战时泾阳城内储粮较少，当是事实。

[30]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54—155页。

[31]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94页。

[32]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八《杂识》。

[33]宣统《重修泾阳县志》卷七《武事》。

[34]（清）张兆栋：《守岐纪事》，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79页。

[35]（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37页。

[36]（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49页。

[37]（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53页。

[38]（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22页。

[39]（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37页。

[40]张连银：《自然灾害、仓储与清代甘肃的粮价（1796—1911）》，《兰州学刊》2014年第8期；邵天杰、赵景波：《关中平原近200年来洪涝灾害研究》，《干旱区研究》2008年第1期；赵景波、李艳芳、董雯、王娜：《关中地区清代干旱灾害研究》，《干旱区研究》2008年第6期。

[41]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81页。

[42]邓亦兵：《清代前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4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一四《艺文下》。

[44]（清）梁份：《秦边纪略》卷四《靖远卫》。

[45]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五日陕西巡抚塞楞额奏，载《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46]乾隆《嵩县志》卷一五《食货》。

[47]《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九，“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庚子”条。

[48]乾隆《栖霞县志》卷一《疆舆志·物产》。

[49]李映发：《清代州县财政亏空》，《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0]《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九二，同治三年正月庚午上谕。

[51]《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二六二，同治八年七月癸酉上谕。

[52]邓开盛、程明亮、王小林、穆茂、杨国辉、郑松、蔡秋：《高矿物质水与人类生存极限的关系》，《中华医学杂志》2011年第91卷第27期。

[53]民国《澄城县附志》卷三《政经志》。

[54]胡英泽：《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55]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一一《兵事志》。

[56]光绪《陇西分县武阳志》卷四《忠节》。

[57]民国《重修盩厔县志》卷八《纪兵篇》。

[58]吕小鲜：《乾隆初西安巡抚崔纪强民凿井史料》，《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

[59]（清）易孔昭等：《平定关陇纪略》卷一，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3册，第255页。

[60]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戊辰）上谕，《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八。

[61]（清）左宗棠：《答皖抚英西林中丞》，见（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101页。

[62]（清）左宗棠：《与黄恕陔少宗伯》，见（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375页。

[63]同治元年十月十六日（乙未）陕甘总督熙麟奏称：“甘省之饷胥赖协拨，自咸丰二年后，所到协饷不及十分之一。”见《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六。

[64]同治二年二月十八日甲午户部奏，“内地省份与甘肃附近者，惟陕西、山西、四川等省，现在陕西办理军务，势难筹措。山西一省，除应解京饷以及各营协饷外，亦无专款可以指拨。查臣部节次所拨协饷，山西欠解二百五万余两，河东盐课项下欠解八十四万余两，均属该省应解之项。……山东欠解甘饷三百七十余万两，河南欠解甘饷四百余万两。”《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六。(www.daowen.com)

[65]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初日（壬子），《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七。

[66]民间传闻多隆阿盗掘李氏窖银。据马长寿先生当年调查，多隆阿死后，大荔县各处皆建多公祠，而八女井独无。究其原因，乃女井李氏大财东因私家窖银被多军所挖，对多隆阿不满所至。（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02页）《大荔县志》则称，李氏家窖金百万被盗，窃贼肩金过为帅营门时，被军士查获。后金主春源大义激发，慷慨捐银助饷。（民国《续修大荔县志存稿》卷《耆旧传·李春源传》）其时春源仅十余岁幼娃，安有此大义？且多隆阿奏报中从未提及此事，只称窖银两系攻克大荔王阁、羌白等处回村后缴获。两者对比，志书所称显系编造。多隆阿盗掘李氏窖金当无疑问。

[67]同治二年四月初二日（戊寅），《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四〇。

[68]同治六年正月初七日（壬戌）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四六。

[69]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子）甘肃固原提督雷正绾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九二。

[70]（清）余畴澍：《秦陇回务纪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第243页。

[71]（清）贺瑞麟：《清麓文集》卷四《寿葵阶余公七十序》。据马长寿当年调查，“东里堡有刘姓富户，名‘崇俭堂’，同治年间用九十多万两银子募人守城，所以未被攻下”（见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29—230页）。与贺氏记载对照，刘捐钱对象及数量均不相符，民间传闻或有误。

[72]（清）刘光责：《烟霞草堂文集》卷四。李纲：《陕西商帮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73]该局后改为“防堵局”，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38页。

[74]（清）杨毓秀：《平回志》卷一，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3册，第71页。

[75]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六《孝义》，卷八《杂记》。

[76]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30页。

[77]同上书，第72—74页。

[78]原玉印：《陕

[79]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30页。

[80]（清）王先谦：《同治东华续录》卷二八。

[81]（清）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七。

[82]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36页。

[83]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57页。

[84]王红：《清末民初四川盐场陕籍盐商衰落原因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李纲：《陕西商帮史》，第432—456页。

[85]（清）魏源：《海国图志》卷九一《西洋自来火铳制法》。

[86]清代鸟枪名目，仅《皇朝礼器图式》开列就达53种（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九九），但真正大规模装备部队的只有鸟枪和抬枪两种。见邱心田、孔德骐：《中国军事通史》第一六卷《清代前期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84页。

[87]（清）王錱：《王壮武公遗集》卷二三《练勇刍议》。

[88]耆英：《酌拟添造抬枪折》，见（清）官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98页。

[89]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90]清官方文书记载称，乾隆年间火炮类型包括母子炮、威远炮等，总共多达85种。见（清）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器》。

[91]刘鸿亮、孙淑云、李晓岑、李斌：《鸦片战争时期中英铁炮优劣的调查研究》，《海交史研究》2009年第2期。

[92]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93]道光《榆林府志》卷二〇《兵志·军器》。

[94]咸丰《朝邑县志》卷上《兵防志·附论》。

[95]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94页。

[96]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04页。

[97]这种刀具因源于临潼县属关山镇而得名，又因关中刀客常携带和使用，而广为人知。肖爱玲、周霞：《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历史文化资源考察》，见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5辑，成都：巴蜀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

[98]路伟东：《羊头会、乡绅、讼师与官吏：同治以前关中地区回汉冲突与协调机制》，《回族研究》2010年第1期。

[99]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423页。

[100]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77页。

[101]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452页。

[102]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05页。

[103]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22页。

[104]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一一《兵事志》。

[105]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94页。

[106]谢恩诰：《再生记》，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56页。

[107]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41页。

[108]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97页。

[109]《兴平县乡土志·兵事门》。

[110]光绪《大荔县续志足征录》卷一《事征》。

[111]宣统《重修泾阳县志》卷七《武事》。

[112]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03页。

[113]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97页。

[114]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己未）熙麟、陶茂林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九二。

[115]道光中叶榆林府镇标八营分别是中营、左营、右营、榆林、神木、府谷、葭州及怀远各营堡，鸟枪总数1659杆。见道光《榆林府城》卷二〇《兵志·军器》。

[116]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348—349页。

[117]同治三年九月十二日（庚戌）都兴阿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七八。

[118]（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三》，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076页。

[119]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己未）金顺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七二。

[120]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489页。

[121]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27页。

[122]光绪《富平县志稿》卷二《建置志》。

[123]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庚寅），《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二五。

[124]同治十年二月初二日（壬戌），《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四一。

[125]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乙卯），《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七〇。

[126]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癸巳），《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〇二。

[127]同治八年二月三十日（壬申），《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九一。

[128]《北华捷报》1860年8月10日。

[12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130]宣统《新疆图志》卷二九《实业·商》。

[131]同治六年正月十八日（癸酉）左宗棠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四六。

[132]同治三年九月十四日（壬子）熙麟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