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防卫功能极其突出，对于攻城者来讲，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攻城器械，高大的城墙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宋元以来，火器逐渐在军队中列装并在实战中被广泛使用。但中国传统的前膛火绳枪及火炮大多为泥模铸造，范线明显，内膛外表蜂窝、砂眼等缺陷较多，同时内芯不对中，弹不圆正，口不直顺，射程和射击精度都较低。尤其是慢速火绳的点火装置存在较多问题，一旦“临阵忙乱，倘装放偶疏，则贻害甚巨。又纸信恐雨淋湿，烘药恐风吹散，晦夜尤为不便”^[85]。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即使与刀、矛、弓、弩等传统冷兵器相比，这些火器在性能上也并没有完全超越。

不过，随着传统火器的不断改良，明清以来，部分武器也拥有了较远的射程和较强的杀伤力。比如清代最主要的单兵用火器鸟枪就是一种改进过的新式步枪，名目多至数十种^[86]，形制已比较接近于近现代步枪。不但枪身较轻，携带便捷，而且射速快，击发后鸟都难以逃脱，故此得名。射程一般超过百米，有效杀伤距离六七十米。抬枪是19世纪中期以后清军大量装备的另一种比较精良的重型武器（见图7-1），每枪需配两三人，协同操作，方可射击^[87]。其结构与鸟枪相同，基本上是鸟枪的放大版，但尺寸、重量、药量、后坐力等更大，射程也更加远，可以达到三百余步^[88]。如以传统大尺计算，射程超过400米，威力还是相当惊人^[89]。这些传统的火器，虽然与同时代西式火器相比，已相当落后，但在仍然主要以冷兵器为主的同治西北战争中，拥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图7-1　清军抬枪及发射方法

（资料来源：杨幸何：《天朝师夷录：中国近代对世界军事技术的引进（1840—1860）》，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除了各类火枪，火炮名目更繁^[90]，威力也更大。经过众多火器家们的努力，至19世纪中期，中国的泥模制造的火炮技术已和欧洲砂型铸炮、实心钻膛技术缩小了不小差距^[91]。以清军主导型火炮红夷炮为例，身管与口径之比多在20倍以上，管壁较厚，膛压较高，炮身置有准星、照门、炮耳，弹道低伸、精度高，射程更是可达数千米之远^[92]。火炮击发时，“铳气出口，气之动也最捷，故山谷皆答，其近而裂者，则能排墙，能撼石”。爆炸威力相当惊人，在有效距离内，足以对传统土石结构的城墙造成严重的损伤。

随着传统火器不断改良和广泛使用，至19世纪中期，西北地区的军队装备中，火器占了相当高的比例。以陕西榆林府镇标各营的武器配置为例，道光中叶，每营均有6种冷兵器和8种火器，具体明细为：铁棉盔742顶、铁棉甲742副、长矛88杆、铁镗38把、挑刀36把、长柄刀414把、刀87把、钩镰21把、牌刀37把、箭7380枝、鸟枪280杆、旗枪7杆、档牌枪7杆、火筩袋99副、铅1712．5斤、火药13352斤、劈山炮2位、子母炮7位、冲击便利炮2位、威远炮19位、铁子16100颗^[93]。从这份配置明细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论远射近击还是攻城防守，均有不同的火器，而铅、火药及铁子的数量尤其惊人，火力储备相当强悍。

及至同治战前，虽然清军制式装备仍然处于传统火器与冷兵器混杂使用的时代，传统冷兵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装备，但火器已经成为攻守战备的主要器械，功能分类也已经相当清晰。咸丰《朝邑县志》载：“以兵器而言，近时全恃枪炮，交锋则用鸟枪，击险则用大炮，或时迫势促，一枪炮皆不可用，则剑戟亦岂可少。”^[94]与传统冷兵器时代相比，此时的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是否拥有足够的火器，尤其是高性能火器，成为城市攻守最终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清军制式装备相比，至少在战争爆发的初期阶段，回军使用的武器非常原始和落后，基本以冷兵器为主，鲜有火器。民间口碑史料称，战争初起时，“回军所持兵器，多为马刀、杆子，空手的也很多”^[95]。马刀所指，大概是各类刀具的统称。相传大荔南王阁回族在动手前，就曾以重金招徕远近铁匠，打造各式兵器^[96]。其中，最知名的要属关山刀，该刀形制比较特别，长约三尺，宽约二寸，刀形细长，便于携带且极为锋利，既可防身自卫，又能近战搏斗^[97]。战前南王阁村打制兵器事件似非个案，亦非临时应急举措，当然更非回族所独有。关中回汉争斗，由来已久，长期循环的摩擦、冲突与解决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组织化、军事化的过程。同治战前，渭水两岸有较多松散的半军事化组织，民间私自打制、操演各类兵器的情况比较普遍，这是关中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98]。战争爆发之后，这些原来就大量藏存于民间的刀、矛器械，就成为回军当然的首选武器。

杆子所指，概多为竹竿。渭水之阴南山一带盛产竹子，砍下之后，削其一端，在油锅中一煎，用以刺人，非常锐利；取材方便，威力又强，因此，也被回军大量用作武器。同治元年初，回汉间在华州圣山因购买竹竿发生械斗，此事旧史视为同治回族战争之开端。回族买竹的最初动机，就是用来做兵器。口碑史料称，“起事时，回民并没有什么武器，只用日常的家具去打仗，有的把剪刀绑在杆子上；有的连剪刀也没有，就把杆子破开，以尖锐的一端当矛头”^[99]。1951年曾在西安西关外飞机场内挖出一些当年回族起义的兵器，大大小小有数十件，其中包括倒钩（俗称抓）、矛头、铁锏、马刀等兵器，甚至包括铡刀、铁叉、镰刀以及切面刀有这样的农具和厨具^[100]。由此看来，民间口传，回军武器较差，所言非虚。

地方团练作为同治战争第三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很多地方武器也很差，同治元年回族起事以前，在回族中流传一种民谣说：“白杨木干子双手攒，要把回民洗杀完。”^[101]团练以白杨木杆子为兵器，看来并不比回军强。不过，也有不少地方团练，武器要好很多。比如西安府一带，同治元年以前办团练，募人在城门内的硷家巷打造兵器。“兵器中有连背铡刀万件，铁柄处有三孔，将木把纳入铁柄，就孔隙处嵌以铁钉，则如‘春秋刀’。此外，还有铁锏两万把，一尺长铁钉两万斤，后者据说要于四城门钉长毛和回民用。当时既有洗回之说，而此兵器打好后就藏于金胜寺内，所以金胜寺实际上即团练之武器库。”^[102]这些武器虽然仍是传统冷兵器，但制作比较精良，数量亦极其惊人。部分地方团练也拥有一定数量的火器，甚至包括抬枪这样的重型火器^[103]。总体来讲，战争初期，地方团练的装备，虽然远逊于清军正规部队，但和回军相比，仍然要稍好一些。

用兵之道，不同的场阵，需用不同的器械。姜尚《六韬》第四篇《虎韬·军略》曰：“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攻城围邑，则有轒辒、临冲；视城中则有云梯、飞楼；三军行止，则有武冲、大橹，前后拒守；绝道遮街，则有材士强弩卫其两旁；设营垒，则有天罗、武落、行马、蒺藜；昼则登云梯远望，立五色旌旗；夜则设云火万炬，击雷鼓，振鼙铎，吹鸣笳。”单就城市攻坚战与阵地战而言，两者在器械方面有较大不同。战时各堡寨治城攻防是否成功，与是否配备合适的武器，尤其是精良可用的火器有直接关系。

同治二年五月下旬，回军开始围攻礼泉城，前后长达百余日，但直到九月中旬，终未得手。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内火器较多，铅药充足，可以近击，亦可远攻。县志对此记载颇详，言“守城不可不制器，爰搜旧存炮三十尊，北寺掘井，西城砌楼，得坐炮二十尊，复凑资卷抬炮二十五尊。筑台制架、煎硝、买磺、募勇、立团、操技、演艺、旌旗耀色，铳铅蜚声，金汤之固，望城而搬住者，不下数千家。……癸亥五月二十三日攻城始，九月十一日宵遁，计一百零九日。居乡之人，今其存者十无一二焉；而在城者，以有城独存”^[104]。甚至城外附近村庄逃难小民不得入城，避居城脚及城壕附近者，因在城上火器射程范围之内，回军不易靠近，因而得到庇护，最后亦有活命者^[105]。

临潼县城的攻守经过亦很经典，该城兵勇仅八十人，但拥有比较精良的火炮，铅药亦较充足。自同治元年冬天至二年秋天，每有攻城，城上必开炮轰击。知县谢恩诰称，“是役也，城上所恃者唯铜炮二尊，能及三里外。远见贼骑有首级飞去而身犹乘马者；有白骑忽堕而身已离鞍者；或击之不退，叩祷一次，必能奇中。真神器也！”^[106]这两门铜炮，相传系胜保入关时带来的^[107]，可能是清军制式装备中的红夷炮。从谢氏的记载推测，该炮有效杀伤距离可达一千数百米，威力相当惊人。守城者对此火炮的神化，甚至崇拜，充分说明了，铜炮这类重型火器在城市攻坚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回族中流传“多家娃子，枪子碗大”^[108]。多家娃子指多隆阿，枪子碗大则指其所带的大炮发射的铁子有碗口那么大。寥寥八字，就把回族面对清军火炮时那种惊慌、害怕与恐惧的神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战争爆发后不久，回军很快就从清军和团练手中夺取了一定数量的枪炮，实际作战中使用火器的频率也显著增加。打斗由此逐步升级，战争亦变得越来越残酷。兴平县东北二十里武帝陵左右留位各村集团防御，团众号称数千，凭墙固守。回军以抬炮轰击，最终将堡子攻破^[109]。不过，与城防以及清军相比，回军火器的数量与质量仍然远远落后。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癸卯，回军开始围城，前后凡八昼夜。当时城内防守力量相当有限，兵勇仅百人，外加壮丁若干，余皆怯弱小民，不堪战守。知府命人“悬灯外照，防其穴城，并燃油篓席卷抛置城下，令通明。虑贼掘地道，内掘城根尺许，塞瓮其上，俾瞽者头入其中听之，贼拔竟不能施。一夜贼为云梯周遭十三处，同时争上，均被击下，时城上密布枪炮木石，贼不得近，或顶桌板蒙牛皮自障，或载桌柜车上，自藏其下，鞭牛前行。因堆柴草烘烧城门，火焰上及城楼，均经救止。贼又叠累车箱床榻等物于西城外，层积而上，势将及城，城上以大炮轰倒，贼匿北城外砖塔后，用枪铳击城上人。府尊令俟贼渐聚，自东城以炮侧击之，贼不敢复至。又载麦草趋西南城为烧门计。城上放火箭燃其车，火起牛惊逸，贼遂散去”^[110]。从这场持续整整八昼夜的城市攻坚战来看，在城上火器的轰击下，对于缺乏真正可以直接攻城的重兵器的回军来讲，想通过地面靠近城墙非常困难，更不要说攻城。

挖地道可以避免城上火器，在攻打很多城市时，回军也确实都采取了这一办法。但地道进攻讲究出奇制胜，一旦被察觉，往往很难成功。为防止暴露，地道一般要从离城较远处开挖，费时费力。临近城下时，又因挖掘声响，容易被守城者发现。另外，挖地道其目的多半是埋药轰城，但传统黑火药威力有限，往往亦难奏效。围攻泾阳县城期间，回军在北城下潜掘地道，燃放地雷数次，均未能将城墙轰塌。城内则“预用瓮听法，审其来路，穿透实以硫黄火药，用烧酒辛辣诸品爇之，使不得逞”^[111]。围攻六村堡期间，回军一度于堡西南薄弱处挖通地道，但被守堡者发现，于地道口安上锄刀，钻出一个锄一个。后回族因抢夺大批清军制式火器，在堡子西南老爷庙的房上向堡内轰击，最终才将该堡攻破^[112]。

所以，我们看到，在围攻泾阳、凤翔等城市时，回军一般都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拉绳挖壕、系铃拴狗，把城市团团围住，直至城内弹尽粮绝。其背后真实的原因是，回军缺少攻城的重型火器，无法对城防发起真正有效的攻势，以迅速取胜。回族俗谚称“吃不了两只羊，喝不了一泉水”^[113]。两只羊是泾阳与咸阳，一泉水指的是礼泉县。咸阳与礼泉两城，回军均未攻破。泾阳最后得手，主要也是因为城内缺粮所至。(www.daowen.com)

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战争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清军投入的军队越来越多，而火器的配备与使用也随之极速上升。尤其是左宗棠带兵入陕甘之后，经过改良的传统火器开始大规模装备到军队中来。甘肃提督陶茂林认为，甘肃回族遍地，战事紧张，四面围剿，应以火器为先。他在同治四年正月的一份奏折中请求“饬下山西抚臣沈桂芬由省局代制抬枪一千杆，鸟枪四千杆，陕西抚臣刘蓉由金锁关代制抬枪五百杆，鸟枪二千杆，均须多集工匠，期于一月内工竣，派员解送来甘……饬下工部筹拨钢轮火药十万斤，分起解运来甘”^[114]。两处合计，一次所请，仅鸟枪一项就多达六千杆，这一数量，相当于战前正常年份榆林全府镇标8营所有鸟枪数量的3．6倍^[115]。战事至此，在西北军队制式装备中，火器可能已经基本取代了冷兵器，成为战守攻伐的主要器械。

除了大量改良过的传统火器，清军还配备了更为先进的西式武器，数量也不少。同治二年十月，陶茂林军在凤翔野狐沟一带的战斗中，以巨炮及来复枪进行轰击，取得胜利^[116]。来复枪带有膛线，子弹发射后保持高速旋转，增加了弹丸飞行的稳定性，射程及射击精度都有较大提高，是较为先进的西式火器。在左宗棠及各级统兵大员的奏折中，均多次提及要求尽快购买、补充此类西式火器。比如都兴阿在奏折中称：“臣入甘剿贼，前敌各军获胜大半得力于马队自备之短小洋枪，惟携带甚少，不敷应用，现已咨明江苏巡抚就近购买一千杆，洋火药五千瓶，小铜帽五十万粒，恳恩饬下李鸿章赶紧筹款，如数采办。”^[117]

除了来复枪，清军还拥有数量众多的各类西式火炮。这些火炮又称炸炮或开花炮，俗称西瓜炮。与传统火炮发射实心铁丸不同，开花炮发射弹丸则内部填充炸药，大如西瓜，内裹小子，落地后炸开，名曰“落地开花”，杀伤力远甚于实心铁子。这些开花炮，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军与太平军均有广泛使用，官私文献中有大量相关记载。如同治元年九月曾国藩与四弟曾国潢的书信中就称，“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昼夜猛扑，洋枪极多，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幸沅弟小心坚守，应可保无虞”^[118]。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的一份奏折中称，其“所部利器均系洋枪并随带开花炮，营中所存洋药铜帽无多……查上海地方为洋商云集之区，购办最易，合无仰恳天恩饬下江苏抚臣赶紧赴沪购办细洋药二万磅，大铜帽四百万粒，三楞炮药五千磅，运至天津，由臣派员领解到营，以备需用”^[119]。由金顺所奏可见，至晚在同治战争后期，西北地区清军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此种先进的火炮。在堡寨治城的攻坚战中，这些威力巨大的西式火炮也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首由宁夏回族撰写的歌谣就提到了这种炮，歌词写道：

魏道台领兵来的凶，

牛头山打的倒栽葱。

宫保闻听怒心傲，

立刻发来西瓜炮。

西瓜炮来气力大，

破那土寨子算不了啥。

八堡寨子齐破尽，

又打长城把金积堡攻。^[120]

除了清军正规部队，地方团练的武器装备亦有较大改善。多隆阿带兵入关以后，“所到村落，或烧民房，或伐树本，以此为清野擒敌之计”^[121]。这一政策，后期得到了大力的推广。陕西巡抚刘蓉在任期间，推行更加积极的坚壁清野政策，以期断回军之供应。陕省各属兴筑堡寨，省垣亦设局，并委大员督率，以专责成，所有有绅董蠲资督修，亦各优请奖励。以富平为例，到同治八年共修16个堡寨，69处座台，其中“南社寨，坐落西乡，距城十里，周围三百八十丈，高二丈五尺，顶宽八尺，根宽二丈。城上外有砖垛墙五尺高，连城共三丈。上有更房五座，四角炮台上各楼房一座，一丈二尺一间，三面留有枪眼，东北炮台身周用砖砌，上用石平，城外间护身一丈。壕工丈五尺深，二丈五尺宽，周围宽狭相同。四角炮台与城齐，各见方二丈。南城门两层，楼房一座，东西阔二丈七尺，南北深二丈六尺，砖捲门洞，铁叶包门。又前闸门一道，两边俱有围墙，留有枪眼三十个”^[122]。这些新修或加固的堡寨治城，不但城墙高大坚固，而且形重宏大，枪炮配置亦相当齐全。而甘肃情况为亦积极推行坚壁清野之法，整饬民团，以助兵力之不逮。或由官方筹给经费，并委派专员在扼要隘口之处，督饬民团，添筑土堡，或“劝民修堡御寇通商，并酌给工料之资，济以枪炮铅药，小民敌忾同仇，颇知用武，贼亦未敢轻犯。此外，民间有私堡而无军器者，亦权为拨借，其用过各款将来统归军需报销”^[123]。

随着战争的推进，回军的武器装备亦有明显的改善，及至战争后期，也开始大规模使用枪炮，甚至装备了相当数量的先进西式火器。同治十年二月清军攻占金积堡后，尽缴枪械马匹，其中“洋枪就有一千二百余杆”^[124]。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攻占西宁、大通等处时，亦缴获大批的枪械^[125]。阿拉善札萨克和硕亲王贡桑珠尔默特在同治八年曾上报理藩院称，“回逆均恃洋枪洋炮，为制胜之具，蒙古地方向无此种军器，以致接仗往往受伤，惟有恳饬给洋枪洋炮数百杆，以便蒙古官兵打仗快利”云云^[126]。贡桑珠尔默特所言当然有估大回军力量，贬损自己实力之嫌，以图更多索取枪支弹药。但从金积堡、西宁等处缴获大批枪械来看，战争后期，回军大量使用火器当是事实。

回军使用的这些武器，有的是在作战中从清军手中夺取的，也有的是在攻城拔寨过程中缴获的，还有的是通过各种渠道购买的。如据左宗棠奏称，“投诚回人马化漋（龙）所居金积堡或称金鸡堡，其地南与董志原逆巢相距不远。现在军中屡次阵擒回逆，所有洋枪洋药战马均供，由马化漋（龙）自归化城一带贩来销售”^[127]。从同治西北战争期间整个武器运销路线来看，被俘回军所称马化龙自归化一带购买武器的说法比较可信。

19世纪中期以来，在鸦片战争和席卷大半个中国并持续十余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战争的强烈冲击下，大量西式先进武器开始涌入中国。到19世纪60年代，军火的采购量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西式武器进口，以上海为总汇。以上海道员杨坊的泰记商行为例，其仓库堆满了“大炮、毛瑟枪、火药等，足够装备一支小型军队”^[128]。1861年11月至1863年7月间，仅由其一家经手的军火采购额就超过90万两^[129]。由上海采购的军火，大都转运天津等处，然后再经陆路运至西北各处。整个西北战争期间，尤其是左宗棠带兵西进远征新疆期间，由天津西行，经张家口沿大草原路西行的官道，是火军、粮饷等一概战略物资运输的最主要通道。在清中后期，此路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北部商路。大批燕晋商人联结驼队，从归化城沿蒙古草地以趋古城，长途平坦，既无盗贼之害，亦无征榷之烦，“岁运腹地诸省工产及东西洋之商品，其值逾二三百万，大率自秦陇入者十之三四，自归绥入者十之六七，而私运漏货不在此数”^[130]。除此之外，也有少量军火在广州采购之后，陆路北上，出赣州顺流而下，溯江抵鄂，取道襄樊进入西北，如广东陆路提督高连升所部九营兵进西北走的就是此路^[131]。在这样一个武器的运输线路和运销体系中，西北回军重金购买西式先进武器，是完全可能的。

随着西式武器的引入，清军的制式装备逐渐与西方接轨。而地方团练及守城军队的装备亦得到较大改善。与此同时，回军亦通过各种途径得到较多先进火器。至此，整个战争形态与战争爆发之初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初期攻守双方武器多以冷兵器为主，高大城墙作用甚大，双方往往处于拉锯战之中。这是很多堡寨治城被重重围困长达数月，甚至逾年之久，但仍然可以坚守而未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及至战争后期，尤其是左宗棠带兵西进后，西式先进武器大量涌入西北。不论参与平叛的官方军队、坚守堡城的地方团练，还是东征西突的回军部队，都拥有了较多火器，攻城较力，守城亦坚。无形之中，战争的残酷程度被放大很多，甘肃人口死于战者，亦越多于陕省。另外，甘肃粮饷两缺，枪炮虽利，但堡城往往很难久持。比如固原，城高池深，器械完备，介踞东路之中，为进兵冲要，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同治三年九月间，“因兵饷两缺，守城回兵及张保漋所部多半赴乡收割田禾，城内空虚”，导致州城复陷^[132]。战争期间，类似固原的情况还有很多。这是整个西北战争期间，甘肃城池被攻破的数目远多于陕西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