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之要，首重粮饷。西北用兵，“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61]。粮食为大宗物品，量大、分重且易消耗，左宗棠称，以驼运粮，“日行一站，越二十站，驼之料，驼夫之粮，已将所负者啖尽”^[62]。运粮之难，由此可见一斑。然粮米、军械、马匹等一干物资，及官弁兵勇所有开支，皆出于饷。军队无饷，则难以为继，更遑论战守。故饷之重要，丝毫不亚于粮。

西北地方，贫弊苦寒，陕省之外，甘新等处，向指苏浙诸省接济。然即使平常年景，各省协饷亦难足额^[63]。况兵罹之后，东南各省糜烂，自顾已是不暇，接济更是万难。同治战争爆发后，西北兵员骤增，物价又连年高涨，所需饷银远胜于平日。自胜保入关，多、左继之，军饷一直捉襟见肘。户部同治二年二月中旬的统计显示，各省欠解甘肃一省协饷，仅山西、山东、河南三省及河东盐课项下四处就高达1000余万两^[64]。为增加饷银供给，各统兵大员无所不用其极，往往以劝捐之名，向地方强行勒索，甚或盗掘私人窖银。胜保解西安之围后，便向城内富绅劝捐数万两^[65]。而多隆阿至大荔，则盗挖李氏窖银百万以充饷^[66]。

然此等杯水车薪，完全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各营兵勇因饷绝大量饿毙。仅西安将军穆腾阿所部旗营官兵，同治二年春，因军饷不继而饥殒命者就不下二千余人^[67]。除了减员，更大危机是缺饷引发的兵勇整体哗变。陕甘肃总督杨岳斌称“甘军一百余营引领望饷，势成岌岌，此后饷绝来源，谓不立见哗溃，臣实未敢自信”^[68]。这种担心当然并非杞人忧天，实际上，整个西北战争期间，军队因欠饷而哗溃者，在在皆有。如固原提督雷正绾麾下曹克忠部四营共数千人，同治四年正月间，就因索饷而哗溃，不知去向^[69]。

正规军队饷银即已如此拮据，地方守城兵勇团练更无任何指望。凤翔府自被围以后，十数月间，乞援不断，但直至围解未得一兵一饷之援。“营勇因饷不时给，初意欲乘衅生变。及未能逞，志欲投回……于六月二十日夜，溃散二千余。其未溃者，自谓始终劳苦功高，索饷愈急。县令以郑士范先奉旨办理本籍团练，有地方兵糈责。……使营勇坐其家索饷。”^[70]从中可管窥当时缺饷窘迫之情形。凤翔乃关中膏腴之区，土沃绅富，民多窖藏，其能坚守一年数月之久，而最终得免，与地方饷源没有完全断绝有直接关系。

同治战时，还有不少堡寨治城也因饷源充足，招募大批团勇，积极组织防守，而最终得免。比如高陵县的东里堡，距北城九里，在东北门外略偏东北，“多富绅，城防诸费并饷兵，需银三十余万，顾皆堡中富绅及邑关一二家任之”。因为饷银充足，雇募了大批壮丁筑堡守城，战时附近小民避居其间者有数万之众，最终皆得保全^[71]。富平的庄里镇有张氏一族，乃关中巨商，家累巨万^[72]，同治中亦出巨资募人筑堡，战后全县皆遭焚掠而本镇独免。三原作为西北大布、药材最重要的集散地，城关及四乡皆富商云集，资财非常雄厚。同治战起，刘维钧、张怡绳等三原富商倡议成立“同德局”^[73]，向本地商号富户劝捐饷项，用以办理招募壮丁、购置军火、采办粮秣等城防事宜。同时，进行积极的奖励与抚恤，以鼓动人心，“凡临战死伤及奋先杀贼者，酬赏动至数千金”^[74]。整个战争期间，“同德局”先后筹银款多达三十余万两^[75]。三原东关胡氏，“是大富户。在城里有生意，在四川开当铺，并且放高利贷。因为有钱，所以拿出五六万银子招募壮丁守城，因之东关得保无虞”^[76]。三原城关最终能够成功固守，与三原富商云集、民间银钱充足有直接关系。(www.daowen.com)

饷银充足不一定就能固守城功，华州俗谚称“金古城，银崖坡，白杨树下拾柴火”。金古城、银崖坡得名，皆因两村多富商巨贾，非常有钱。古城以姬、马、王三姓为大姓，地主很多，且兼做商人。崖坡距城仅一里，初为货栈，因华州城内时有土匪抢劫，城内商人尚囤货于此，以避损失，后又移居，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处所。同治年间，两村皆被焚掠一空，战后古城仅余三家，还是逃出来后迁来的^[77]。泾阳县城的情况更为典型，该县是西北最重要的茶业、皮毛集地，与三原、西安成鼎立之势，共同构成整个西北地区的商贸中心，商业繁盛，富贾云集。同治战前，“有票号十余家，钱店二十余家，每月起解金标除西安、三原外，均以其间为周转调拨之柜址”^[78]。围城期间，因粮食断绝，城内小民多有抱银而死者。

整个战乱期间，单就行政治所类城市而言，陕西被完全攻破者极为有限，仅渭南、高陵、泾阳、华州、华阴及韩城数座而矣，但甘肃则有数十座之多，两者对比，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不同，民间资本充足与否，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陕西商帮位列清代十大商帮之一，资财相当雄厚。尤其是在四川等处经营的陕籍商人，人称“川客家”，不但把持盐业、茶业、皮货、大布以及药材等大宗货物的运销，还控制着四川等省的银钱汇兑、存款、借贷等金融业务。粗略统计，当时“三原、泾阳二县在四川开当铺者有三四十家，仅在重庆的就有五家”^[79]。

陕商素有乡居、窖藏的传统，“在川贸易者，多将资本运回原籍”^[80]，数量相当庞大，“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81]。战争爆发时，陕西乡间有大量窖藏金银。比如渭南孝义的严、赵、柳、乔四大家族势力最大，俗称“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西泾阳县概况调查》，《农本半月刊》1940年第46卷第7期，第20页。蚊子”^[82]。泾阳的于、刘、孟、姚四家，亦是大户。俗谚“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村一撮毛”^[83]，王村一撮毛即指王桥镇的于家。此外，大荔北王阁的景家、西半道的张家以及富平庄里镇的张家等，也都是累资亿万的巨富。

这些“川客家”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的渭南、大荔、泾阳、三原等县。这一地区也正是同治战争的爆发地和斗争的核心区。整个战争期间，陕籍富商巨贾是民间饷项的最主要提供者，数额巨大。自兵兴以来，涓滴丝毫一切所需，多由地方自筹。及至围解，公私搜罗殆尽，膏腴殷富早已毁家，而贫穷者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同治以后陕西商帮，尤其是陕籍四川盐商的衰败，与这场战争有直接关系^[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