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战争期间，西北回族人口迁徙与安置工作主要由官方组织实施，如果仅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拨。甘肃省内战事，以宁夏金积堡、河州、西宁和肃州四处为核心。每处战事结束之后，官方都组织有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安插。现分述如下。

（一）宁夏金积堡战区的回族迁徙与安置

金积堡虽然仅是宁夏灵州的一个村堡，但“居秦汉两渠间，黄流分酾，旧称沃壤，足以阻水自固而困官军”^[92]，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同治战前，金积堡所处宁夏地方，是甘肃回族最重要的聚居之区，尤其新教巨魁马化龙坐镇其间，为甘肃北路回族中心，同时也是西迁陕回心理上最重要的指归。同治二年十月，马化龙攻占宁夏府城，其后屡抚屡叛。及至同治八年二月底，董志原失守之后，大批西迁陕回避居其间。而甘籍客回依附其间者，人数也不少。自同治八年八月至同治十年正月，金积堡的攻守战前后持续长达一年半之久。各方争斗非常惨烈，加之其间发生严重粮荒，人口损失相当严重。自清军合围金积堡后，回族就抚者日众，及至九年冬，“堡外能战者不过千余，老幼妇女五六千皆饥饿垂毙。……投出者络绎不绝，其壮丁甚有涕泣号救不得，引领以待就戮者”^[93]。同治九年十一月，马化龙自缚赴刘锦棠营就抚，十年正月十三日，被凌迟处死，金积堡战事正式结束。

以金积堡为首的宁夏一带，是整个同治西北战争中最重要的一个战区。陕回陈林、阎兴春、余彦禄、马振江、赫青选、余兆临、拜万江、金明堂、安杰、刘秉信、穆生花^[94]以及马寿清^[95]等部，均在此就抚。战事结束后，经左宗棠事后点验奏报，总共“拔出被裹陕西汉回难民以数万计。除籍隶陕西回民，解赴化平川、大岔沟一带择地安插外。其籍隶甘肃及宁、灵土著汉回人民，均……在宁、灵一带分别择地安插。其曾为贼据各堡寨，均属要区，未便仍令从前恃强霸占各回安居故土，致肇衅端，而贻异日之患”^[96]。因此，金积堡善后处理，首先捣毁回族堡寨城墙，土回迁出战略要冲之地，本境分别择地安插。甘籍客回根据情况，分别择地安插。所有陕籍客回一律远迁至陇东一带安插。根据这一要求，金积堡土回于十二月初二日自行“将池及城外圩卡全部撤空，然后全部移往城南纳家闸一带，散处村落，听候安插”^[97]。周边其他重要的堡寨的回族，亦多被强令迁出，不许仍居故土。如王洪堡土回就被迁至灵州附近，马家滩土回则被迁至张家圈居住。“其贸易侨寓之客民及被掳、被胁之甘回三千余名，解赴平凉安插。金积堡老弱妇女一万二千余名，解赴固原州附城数十里地方，分拨荒地安插。”^[98]陕西客回的迁徙与安插则更为详细和具体，据左宗棠奏称：

分起押解陈林一起男妇大小一千五百六十四名口，马振江一起男妇大小八百四十八名口，赫青选一起三百八十三名口，马化一起一千二百七十八名口，余彦禄、阎兴春、余兆临、拜万江、金明堂、安杰等各起男妇大小五千五百五十余名口，内除挑出壮丁四百名交安杰、蓝明泰带随官军征剿外，余俱陆续解赴平凉。其老幼妇女无亲属夫男者五百七十余口，病饿不能行走，留养广武营，听其痊愈择配。沿途除病毙外，复收集从前散匿东、西两山余众五百余名口。比齐抵平凉，臣两次亲临点验，实共一万有奇。内除前安插平凉回民认领亲眷五百余名口外，实发化平川安插者男女共九千四百余名口，察看壮丁不过二千，余皆老弱疲病而矣。^[99]

最终，金积堡战事结束之后，该区域共外迁陕甘回族25000余人，主要安插在平凉大岔沟、固原城周围方圆数十里地方和化平川等处。从金积堡到化平川，步行距离大约有650里，疲病之众，以日行30—50里计算，即便沿途一切顺利，亦需20日左右方可到达。金积堡安民是西北战争中官方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安置工作。因为左宗棠事先预为谋划极其详细，安置过程事无巨细，均亲自过问，整个安置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其中不少做法，如土回本境异地而居、陕西客回远徙陇东、挑健壮充为营伍以及择妇女留养军营等，也都为之后的安民沿为成例。

（二）河州战区的回族迁徙与安置

河州辖境辽阔，回多汉少，杂以番众。同治战前，河州及周边各处是甘肃回族最重要的聚居区之一。不但人口众多，教门繁盛，而且也是伊斯兰经学中心，文化亦相当兴盛。本地回众以马占鳌等人为首。同治三年元月起事，占据州城及周边各处地方，并攻打安定、会宁、隆德等处，袭扰围攻金积堡清军的后路。且自起衅以来，陕甘客回多避居其间，而本籍汉民与客籍汉民亦多有胁迫者，人员构成亦极其复杂。因此，甘肃北路各处肃清后，左宗棠即移师西南。同治十年八月，左宗棠由静宁进驻安定，开始谋划河州。十一年正月初河州回军于太子寺大败清军，随后马占鳌率众以胜利之师就抚，河州战事结束。

陕回余彦禄、马正刚、冶士俊、杨文彦、张代雨、拜崇花、马生彦、马文元、马维骧、马振清等部以及甘回安鸿庆部，均在此就抚。西北战事众兵强压只不过是应事之举，若以久远之计，需在地方回族之中培养既可服回众又能顺从的精英人物，进行管理。左宗棠雄才大略，当然深谙其道。因此，剿抚之间，亦极力访求这样合适的人选^[100]。河州旧教回首马占鳌胜利之师乞抚后，左宗棠认为其是回中之杰，其子亦非凡品^[101]，颇为赏识。遂令马占鳌统领河州事务，组织回族马队协助进剿，并奏请赏给花翎，五品顶戴，以示恩威并重^[102]。这与对待马化龙的态度完全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河州善后事宜处理方法与宁夏金积堡亦有较大不同。办抚之道“以编审户口为要；编审户口，以迁徙客回、安辑土回为要”。对于夹杂其间的部分土著汉民，凡被胁迫、仇隙已深者，“宜分别拔出，以免衅端”^[103]，简单地讲就是把所有客民及本地受胁迫的汉民一并迁出。根据这一原则，“本地回民就近安插，余皆概令迁徙，不准安插故土”^[104]。迁民之前，左宗棠预先饬令安定、会宁、平凉、隆德以及静宁等处地方官员，挑选合理区域。又委派专员前往堪验，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指派各处安插地点。最终：

迁陕回杨文彦一起二百五十三名口于平凉之谢家庄、桃家庄；迁陕西张代雨一起二百九十一名口于平凉之张家庄、曹家庄；迁陕回拜崇花一起五百三十七名口于会宁之姚王家、曲家口；迁陕回马生彦等一起六百四十三名口于静宁州、隆德县境之王家下堡、刘戴家山；迁陕回马文元一起一百五十七名口于安定之刘家沟；迁陕回马维骧七十四名口于安定之石家坪；迁陕回马振清一起三百六十三名口于安定之好地掌；迁甘回安鸿庆一起四十三名口于安定之刘家沟；迁汉民陈富贵等四百四十七名口于安定之青岚山；迁汉民董永海一百零八名于安定之新套河；迁汉民水映江一起四百二十八名口于安定之夏家营坊。^[105]

此外，又有余彦禄、马正刚、冶士俊等部陕回，具体人数未知，迁往化平川安插^[106]。合而计之，由该区域迁出者共3400余人，其中回族约2400人，汉民约1000人。与金积堡安民相比，河州安民虽然基本上也算顺利，但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客居河州的皋兰等处甘籍回族希望可以返回原籍；陕回马生彦等则久住河州，颇有安土之意，多方要求，延不迁移；而陕回马振清等人，则要求迁往化平川和大岔沟^[107]。河州知州潘效苏与陕西按察使陈湜，对相关事件都有所请，这些要求显然有其合理一面。但左宗棠对于此类事件均给予严厉斥责，晓谕称：“安插听官，不能由你；其不愿听官安插者，即非真心就抚，官即不与安插。愿抚者抚，官必不剿；当剿者剿，官亦不能抚。”^[108]善后事宜头绪繁多，左宗棠作为执事者，当然希望凡事可以按章程统一办理，尽量不要节外生枝。但由此可见，官方强令推行的迁徙安插政策，不论从回族讲，还是地方官员来讲，都有不少反对意见，具体的移民安置工作的确也遇到相当多的困难。

就安插区域来讲，河州善后安民地点，散布在从会宁到平凉东西长近三四百里的狭长区域内。迁出客回2400人，被安插在13个不同的地点，平均每处不过180余口人。与金积堡善后安民相比，已非常分散。这也说明，此时在陇东一带，已不太容易找到符合要求的大面积安民区域。从河州到陇东静宁等安置区域，步行距离大约有500—800多华里。这一距离与金积堡安民时相差不多，但很显然，此时安民已经开始面临一定困难了。

（三）西宁战区的回族迁徙与安置

西宁辖境东南部是巴燕戎格、循化两厅，与河州相连。北面为大通，再北为大通营，直达甘、凉、肃等处。西出水峡口则可至青海。因此，西宁虽然地处汉地社会边缘，回番杂处，但辖境通达，又处湟水谷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同治战前，西宁府城及所属地方，是甘肃回族重要的聚居之区，巴燕戎格、循化一带尤为密集，本地回众以马桂源等人为首。同治元年十月起事，同年经青海办事大臣举荐，回首马桂源署西宁知府，维持抚局近十年。甘省鏖战之时，陕回部分迁入西宁南川等处避居，而西宁、肃州回族之间也多有互援。及河州战事结束之后，左宗棠派员再行招抚，未果，遂兵伐西宁，以图断肃州之援^[109]。至同治十二年初，清军占领大通县城，马桂源被处死，西宁战事结束。(www.daowen.com)

陕回禹得彦、毕大才、崔伟等部，皆于此就抚。西宁回族安置方式与金积堡类似，原居要冲之处的土回皆被迁往他处。如大通城关之土回即被迁于“河东、西，另招城西北逊布、马厂、利顺、张家寺各汉堡难民实之，路旁回堡亦量与汉民更易”^[110]。所有客回挑选精壮组成“旌善马队”，随军西征肃州、新疆等处，直到光绪十年左右才遣散回甘，各安耕业^[111]。其他客回共二万余众，则分三起，派队一律押送至平凉、秦安及清水等县安插。其中头起禹得彦等部回族，分两批迁出平凉安插“通计不过七千二百余名口，内除应拨入化平厅安插各户口外，其安插平凉县境约不过六千余名口。除大、小芦河外，华亭之策底镇、十堡子两处及此外荒绝地亩均可分散安插，惟不宜与汉民杂处”^[112]。第二起共迁出崔伟等部回族，“大小共四千三百八十一丁口，总为大批，定于二十一日由省起程，至清水县安插”^[113]。第三起包括毕大才、崔伟等各部，有一万多人，至少也分两批押送，主要安插秦安龙山镇和秦安清水交界处。在回复秦安县令程履丰的批札中，左宗棠称“安插该县抚回毕大才等户口，未由西宁起行之先，接准刘京卿牍报约有万人，当饬该县预择安插地址。嗣据禀报，龙山镇附近荒绝各产居多……当经本爵大臣批准照办。……此次刘京卿续解陕回毕大才、崔伟各股内零星户口到辕点验：毕大才股内共计二百八十名口，饬解该县安插；又崔伟股内共计四百七十七名口，饬于秦安、清水两县交界地方择荒绝地亩安插”^[114]。

与前两次安民相比，西宁战后的人口安置遇到较大困难。在二月二十四日给陈湜的信中，左宗棠称“毅斋迁出陕回三起，已过二起，一安插平凉，一安插清水，均经点验，发给车骡，劳费甚多。盖事前未及预备，接到公牍后，三数日即点验起解，仓促料理，难于筹措也”^[115]。由此来看，第三起迟迟无法迁出与费用过多，无法按时筹措有关。实际上，押解费用，军队只负责初始起程之资，其他尽由沿途所经各州县负责。这些起程费用都无法按时筹措到，由此可见当时清军经费紧张的程度；除了解送费用，具体安插区域也面临一定困难。毕大才、崔伟各部续解陕回到地方后，秦安与清水两县均上禀拒绝接收迁来客回^[116]。后经查明，系清水、秦安两县交界处大、小杨家川的被安置回族与附近松树镇回族，因争地纠斗，地方担心事态扩大，遂有拒收之举^[117]。此事虽经左宗棠强令暂时得以解决，但由此可见，此时回族安插地点已经不再是初期安民之时的偏远荒绝地产，而是又与汉民完全相邻了。安插地方之捉襟见肘由此可见一斑。

（四）肃州战区的回族迁徙与安置

肃州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西出玉门而入新疆，扼道路要冲，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同治战前，肃州州城及所属地方，是甘肃回族重要的聚居区，城关回族人口多至数千^[118]，城外塔儿湾、黄草壩、朱家堡、北崖头、枯树、四壩、北崖头废堡等处，亦有不少回族^[119]。本地回众以马文禄、马永福等人为首。同治四年二月起事，同治七年就抚之后仍掌控其地。肃州遂成甘省西路回族总汇，“关外沙州、哈密缠头、红庙子各种，关内西宁、河州、循化、保安营、陇西、狄道、伏羌、甘州各种，及陕西流徙之回，约共两万有奇”^[120]。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军攻陷肃州，马文禄等人被杀，战事结束。

战后土客回族老弱妇女二千数百名，递解兰州，暂时设局留养，嗣后择地安插。哈密迁来缠头客回208名与沙州、红庙子一带少量客回一起解赴兰州，再候安插。肃州是河西重镇，城高池深，人口繁盛。同治七年就抚时，城内汉民约有三万口，合土客各回，人数多至五六万口。但左宗棠奏报肃州回族安置，却极其简单，主要原因是战后所剩人口不多。此役作为同治西北战争最后一战，双方战守攻伐极其惨烈，人口损失较多。清军从同治十一年六月攻至城郊，至次年九月底破城，前后长达一年数月之久。最后城中粮尽，人多饿死。其间，仅九月初四日从南门逃出部分老弱妇女。十五日，陕回马文禄等出城乞抚，又有部分客回，按籍贯分由东南各出城，点验造册，于附近废堡分男女安置。其中汉民1100余名。其他未出城者除老弱妇女九百余人，土客各回六千余众尽被骈诛。左宗棠称肃州自此“无一回羼杂”。由此可见，同治七年五六万口，至十二年九月底城破之时汉民仅一千一百余，回族二千数百余。两者合计不过四千口，五年之间，人口损失超过90%，幸存者已十不及一。清军在肃州屠城，与肃州围城日久，双方攻伐惨烈有关；与西北十年战事，终此一役，各方心理承受已临近极限有关；可能也与西宁战后，迁徙安插回族存在困难有一定关系。肃州地处甘肃西端，至陇东化平一带，步行距离长达两千余里，即使只到兰州，亦有一千四五百里。把大批降众妥善解赴至陇东一带，显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以上四起外，其他还有很多。比如静宁李得仓与盐关何士秀等同治五年冬率六万余众投诚，初陕甘总督穆图善令其各归原籍，但遭到清水、秦安等县绅民的强烈反对，最后只得在萧河城附近地方暂为安插^[121]。同治八年该回众请求返回原籍，穆图善令道员张瑞珍等前往妥善办理，“查明伊等旧住之张家川、马家堡、龙山镇、条子沟、刘家山、福祥沟、杨家店、马兰坡、公门镇、马家河等处，派员携带回众，令其各认各产，安分耕种，不许扰及汉民。该回目李得仓恪遵训示，约束甚严，自安插后一年有余，各安生业，与汉民往来交易耦俱无存”^[122]。此次安插回众数万，未烦一兵，未糜一饷，南路州县获保全。张瑞珍等也因办理有方，获得嘉奖。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西北回族被官方强令安插于其他省区。比如据说有一千多户的被俘回军及其家属被押至成都一带管制屯田，主要分布在成都北门外二台子、新都的弥牟镇、郫县安德铺、崇宁等处。此事不见于督抚奏折或其他清代官方文献，但四川成都地方史志中却有较多记载，本地回族亦有此说，当确切无疑^[123]。关于官府为何独迁徙此部分回族至成都一带屯田，具体细节尚侍考证。

除了官方组织的成规模的人口迁徙，也有部分回族由官给路票自行迁徙到指定地点进行安插。光绪二年，回族李发祥与戚眷尚马氏等六口由肃州前往平凉安插，途经甘州时被查获使用了伪造的路票，据李发祥供称，该路票系其舅父尚柱林在肃州南街娘娘庙牌长李长太处用钱买得。尚柱林已由肃州递回平凉。接禀后左宗棠准李发祥及尚马氏等“先由张掖县递解平凉，传该管百家长及尚柱林等赴领具报”。同时令肃州差提李长太到案审讯，后经查实，“安插回民无票私逃，或买旧票剜补执持出境，不向地方衙门请票，由于书役门丁遇其请票时通同索费所致”^[124]。忽略书役索费这些细节问题，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一案例说明，在光绪初年官方成规模的迁徙安插结束之后，移民政策与方法发生了改变。对于仍然零星散处各地的客回，官方准其申请路票，自行前往已有的安插区域投亲靠友。

综上所述，同治年间，战后官方对回族安置工作大都随着回族的就抚，在战争进行中随时展开。因此，不但头绪相当繁多，人员复杂，而且迁徙的股数很多，被迁徙人口数量相当庞大，安置措施亦各有不同。左宗棠在西北战争结束后对战争原因、处置办法的不同、安插人数、最后结果等进行了总结，他称：“甘肃一省变乱十余年，被祸之惨，甲于天下，推原其故，变乱与发逆捻逆不同，而甘回与陕回起衅缘由又异。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而回匪乘机搆变，戕害大臣，据地阻兵，法难曲贷，官军屡予痛剿，首逆马政和等业经授首，其余各逆俯首输诚，自可概予从宽，安置甘境，与汉民异处，以杜衅端，通计陕回七八十万，现存者除白彦虎股内二千有奇，此外安插甘境者不过六万余众而已。甘回虽不如陕回之悍，然人数较多，自乾隆年间新教潜入内地，久怀不轨，屡抚屡叛，横亘数省，无所畏忌，是法所必诛，时不可缓者也，办法宜严，首恶不可稍纵。……安西、肃州、甘州、凉州一带二千余里并无回族聚处，实汉唐以来未有之奇。”^[125]本节所列举安插回之数，金积堡约25000人，河州约2400人，西宁约20000人，肃州两千数百人，合而计之，共5万余人。与左宗棠所指6万人相比，还有1万余人有待以后继续查核文献，进行辑录。现将已知见于记载者，略作整理，简单汇总为表6-1。

表6-1　同治西北战争期间官方安置回族信息汇总

续　表

［数据说明：编号1，同治六年九月初七日（丁巳），同治八年八月初八日（丁未）陕甘总督穆图善奏，《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六〇、一九九；编号2—5，（清）左宗棠：《平毁金积各巢首要各逆伏诛宁灵肃清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3页；编号6，（清）左宗棠：《围攻马家河滩贼堡安置拔出陕回片》，《左宗棠全集·奏稿四》，第428页；编号7—12，（清）左宗棠：《围攻马家河滩贼堡安置拔出陕回片》，《左宗棠全集·奏稿四》，第428页。内除壮丁400名充为营伍，妇女570人留养广武营外，其余解赴平凉，最后到达者有1万余人。其中由前安插平凉回族认领亲眷500余名，其他约9400人安插在化平川；编号13—21，（清）左宗棠：《招回王家曈助逆悍党何生洲及河回乞抚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2页；编号22—24，（清）左宗棠：《魏道光焘禀奉文安插回目禹得彦等由》《安插西宁迁出回民札各州县营局》《秦安县程令履丰禀续到西宁抚回实在无处安插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17、533、324页；（清）左宗棠：《答陈舫仙》，《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379页；编号25，（清）左宗棠：《克复肃州尽歼丑虏关内肃清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460—468页；编号26，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周锡银主编：《四川省志·民族志》，第369页；达鹏轩：《盐亭回族的来源和初步发展》，《盐亭回族》，第15页；编号27，（清）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465页；编号28，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458页；编号29，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454页；（清）左宗棠：《固原回众自相戕害饬员镇压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512页；编号30—32，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391—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