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夏，左宗棠统兵入陕，彼此西北战事正酣。为破解困局，左宗棠主张用兵次序宜先捻后回，先秦后陇。而用兵之策则力倡回汉一视同仁，不论汉回，只分良莠。剿抚兼施，以抚为先，剿为抚用。由是，陕回遂尽被驱逐入甘境，而战火遍及甘肃，甘省各回亦因逃命避祸而四处迁徙，西北各回遂多成客居。

对于同治西北战争的缘起与现状，左宗棠认为“汉回仇杀，事起细微，汉既惨矣，回亦无归”^[68]。回汉双方实际上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当下最紧要的任务是尽快平息战火，妥善安置各方人众，而不是一味地进剿，欲彻底除之而后快。与大多数持严重偏见和敌视观点的地方官员士绅们相比，应该说，左宗棠对西北战争的研判是相当中肯和准确的。正是基于此种认识，自同治六年领兵入关之后，左宗棠先后发布《谕回告示》《谕降众示》《谕汉回民示》《谕被掳难民示》以及《谕回告示》等文告（如图6-4）^[69]，广为宣传自己的剿抚主张与用兵目的。这对安抚战争各方，战火最终得已平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治七年，巩秦阶道员张瑞珍因安抚回汉事宜处理得比较好，受到左宗棠的表扬，称其所做“甚为得要。‘论良匪，不论回汉’此大公至正之理，圣谕煌煌，罔敢违越。……同一世宙，同一生民，朝廷何有汉回之别？”^[70]但是，回族安置问题涉及各方面利益，与简单的安抚有很大不同，远非“不论汉回，只分良莠”一句原则性的宣传政策就可以解决的。随着战事的进展，散处各地回众求抚者日多，如何妥善安置这些客居的回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对于安置回族的态度与方法，各方多有争论，前后亦多有变化。而最后的安置措施，则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

回族求抚后，当然希望可以返回原籍。然而，对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的陕回来讲“无数死者已成为生者的痛苦记忆，而生者成了无家可归的‘余孽’，并承担着所有‘叛逆’的后果。劫后余生的陕西回族一直想返回故土的梦全部破碎了。因为‘故土’已经不复存在”^[71]。

图6-4　同治十年二月左宗棠谕回告示

（资料来源：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第4册，首页）

陕回遣返原籍，初期官府似亦有此意。如皋兰马家湾回族马天云等，同治三年逃至河州，初地方督院即准许仍回原籍^[72]。陇州回族马老四、李祥等人亦各携眷口搬居马鹿镇开垦，知州亦饬令该处汉民不准欺凌^[73]。但官方此种安置措施，遭到各地方官民的强烈反对，陕西各处官绅尤甚。陕回西迁之初，西安地方士绅的民间组织同仁局就曾自定条示，称：“遇有远赴外之回户将来回陕，只准在城外安业，不准进城住家。”长安举人柏景伟援引此条例反对马殿邦之父马德兴回籍就养^[74]。可见这些地方士绅制定的规章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及战事临近尾声，陕西传闻因甘肃无处安插，朝廷欲令回族返籍。三原知县贺瑞麟曾拟上书陕抚，详陈理由，极力反对。其文如下：(www.daowen.com)

夫逆回豺狼之性，狡谲百端。滋事以来，凡有难攻之处，无不善言讲和，卒中其计而被害反酷。张副宪诸人以械斗讲和，横遭戕戮……多帅入关征剿，大荔各处辄来投降，火器马匹终未肯缴呈，元恶大憝终未肯缚送奸灭。未尽余党西奔，日久势蹙，故智复作。则今日之投诚，安可遽保无他？且甘肃逆回为之煽动诱胁……根究祸首断在不赦之条，为所煽动诱胁者尚不肯招抚，况煽动诱胁者乃独无罪而并求其安插之所乎？……今逆回杀官屠城，天地所不容，是盖自取灭亡，无路可生。……至于万不得已而始免其死，视其实心归顺，即择丁壮分隶兵籍，使之杀贼自效可也。或编管散遣甘肃省州县僻远去处，亦可也。其上策则莫若使之遵王章、弃异教、明学校、严保伍。盖彼既投诚求生，正可定约以示一道同风之治，不宜仍安异类自外生成。是即杂处甘省州县汉民之中，亦无不可，而陕西则万万无可容留之理。逆回之倡乱陕西也，焚戮之惨，自古未有。毁烧我室庐，抢劫我财物，屠杀我老幼，淫掠我妻女，骨肉伤残，不共戴天，死者含冤，生者吞声，人人思饮其血而食其肉。且此物凶暴，平居无事汉民已被凌侮。今罹毒苦万倍，前日仇恨填膺，谁肯与之共国而处，比屋而居？方将共图报复以快一朝之愤。即逆自知恶极滔天，人少则怀不自安。人多则类愈亲枢密生疑起衅，势无两立，一骚动则贻误地方，其祸更烈。……且奉宪谕令有叛产诸邑准其招种，逆回房屋亦多自行焚烧。纵使可归正难安插。顷者又闻西安现有搜出铜器械等物，词连马百龄，包藏祸心，不可测知，逆种若归，内外钩结，事益难料……^[75]

贺瑞麟是亲历同治战争者，且主政三原，对战时城防、同德局运作以及善后事宜等发挥过重要影响。同时，贺瑞麟又是关中理学的领袖人物，晚年于泾阳之清凉原清麓精舍讲学，后奉旨加国子监学正及五品衔，号称三秦名士。他的意见在陕省地方官绅中，比较有代表性。概而言之，贺瑞麟反对的理由大概可归结为五条，即：一、回性狡猾，顺叛无常，投诚不可轻信；二、回族杀官屠城，罪无可赦；三、回汉杀戮太惨，彼此互不相融，杂居易生事端；四、回族原有田产业已招种，原有房舍显已焚毁，返乡无法立足；五、西安回族暗藏兵器，返回有勾结之嫌。而甘肃就地安插可分三法以保无虞，即：择精壮充营伍以分其势，遣散僻远之区以便管控，禁绝宗教以控其心。总之，无论如何不可以返回原籍。五条之中，如第一、第五等，类多个人猜疑、片面之语，并不可信。而第四条亦多借口托词。大战之后，西北人口损失极重。尤其原来人口稠密的膏腴之区，因人口锐减，田多抛荒，地广人稀，急需招垦。比如三原县原有五百余堡寨，战后除东里、菜王二堡外，余皆破坏无遗，田野荒芜，荆蒿成林。“直到光绪十八年，始召山东人到三原县垦殖。……以后又来了湖北人、商州人。移民到后，在指定地段内任人选择，多少不拘。但是后来者劳动力不足，生产工具落后，所以并不能多占。”^[76]

泾阳、咸阳、高陵等县的营田，也都是由同治初年的“叛回产业”查充入官的。其中泾阳一县“原有中级荒地九千九百六十一亩，下级荒地三千六百九十七亩，共计一万三千六百五十八亩。这些叛产，在同治八九年曾经分给甘肃的难民一次，去了六千八百九十三亩。后来在光绪九年、十四年、二十二年分给各省来的难民三次，但还没分完”^[77]。由此可见，关中招垦工作初期并不顺利，直到光绪中期，仍有不少抛荒的田亩。即使回族原有产业已被招垦，战后幸存的少数回族返回原籍，仍可有足够田亩拨给耕种。而确保甘肃安民无虞之三方，在陕西同样可以施行。所以，陕西地方绅士反对回族返籍，最主要的还是第二、三两条。大战之后，彼此互不信任，返籍而杂居易生事端，官民均有所顾及。

而甘肃各地方对接收客回一事亦极不情愿，多借口不纳，极力摆脱干系。即或迫于朝廷和地方督抚压力，不得不进行安插，具体工作也多有迁延，并不主动积极执行。同治十二年，毕大才、崔伟等部众共七百余名，由西宁起程前往秦安等处安插，秦安县令程履丰接报后随即禀称，此次回族准前县传知应赴秦安安插者千二百口，县境内无处安插。实际上，该县前任县令早先曾报称县境龙山镇一带（今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附近荒绝各产居多，而地址又各成片段，可以安插上万人。除前面已经安插的三千人外，此次拨赴该县安插者，仅有二百八十余名，其余均派赴该县与清水交界地方安插。程履丰禀称县境并无处安插，显系有意推诿^[78]。同年，河州知州潘效苏也以方便迁徙官可省力为由，禀请将皋兰城外及各州县客回一律迁归本籍^[79]。官可省力方便迁徙托词的背后，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推卸了事，惰政不为。而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其实和贺瑞麟所指第二、三两条如出一辙。

除了陕甘地方官绅，统兵各员对于如何安置客居各回，也有不同意见。如湘军将领黄鼎曾于同治十年春撰写《徙戎策》并上书左宗棠，专门谈论战后回族安置问题。书称：“昔者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三国时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三千余众降魏，左将军郭淮徙居安定之高平，贪一时之暂安，亡经世之远略，后世皆訾议之。今中堂亟遏嚣凶，操杀生柄，处置叛回，不投诸远省，而徙之平凉所属，岂非识微者之为乎？！”^[80]黄鼎引经据典，谈古论今，想要表达的意思简单地讲就是一句话，即把西北的回族迁徙到江南文化比较发达的各处，分别安插以涣其群而孤其势。西北本为回族教门之根，其人多而势众。大战之后回汉人口损失均极重，彼此隔阂既深，陕西不接纳回族返籍，甘肃亦不欢迎客回落居。以后，徙西北回族于内陆各省的观点，在当时可能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同治九年平凉公局绅耆乾尚德等人以回族“侵民地亩，掠取夏粮”为由，请求将回族安插远方，以示畏儆。战后各处安置回族皆系百战之余，新抚客居异乡正处惊魂不定之中，不太可能侵民地亩，掠取夏粮，乾尚德等人所禀显系以莫须有之事诬告妄控。对远徙以安回族的议论，左宗棠给予了严厉的批驳，他指出：“回民籍本陕甘，陕甘汉民不能与之相安，远方之民独相安无事乎？如谓回民性情叵测，前此戕官距城，杀害百姓，罪不容诛，斯时无论良莠，均为中土所不容。然则近年长发、捻逆均中土人，其受抚解散之众将尽屏之远方乎？又如孙百万、苏存鸿、侯得印等党众均系甘肃汉民，亦能因此数起乱贼，将甘肃汉民徙之远方乎？愚氓无知，固无足责，该生身列胶庠，亦当稍明大略。自古驭夷之道，服则怀之，贰则讨之。即内地兵事，剿与抚亦断无偏废之理。何得异议横生，以‘势不两立’等语居然冒渎？”^[81]

西北官绅主张将回族远徙他乡，于地方当然是最方便之举，但对于统管全局事务的左宗棠来讲，这一只求自保的提议，既不合情理，亦无法真正施行，更达不到“欲图数十百年之安”的善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