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回族西迁运动开始后，部分回族，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裹挟其中一同往西，而是选择了不同的逃生路线和避难方式。这部分迁徙的人口，大多人数较少，以一人一家或数人数家为主。迁徙的方向亦各不相同，有往内蒙、山西、河南、湖北及四川等相邻各省者，也有远至山东、湖南、云南等更远地方者。这种类型的人口迁徙，如同青蛙跳跃一般，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距离较远，表面看来两者关联性不大。

蒙古与陕甘交界，不但地广人稀，而且官方控制较弱。入清以来，西北小民频繁往来其间进行农耕垦荒、放牧牲畜以及经商贸易。这种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情况，使得同治战时小民远徙内蒙避难求生成为最自然的选择。难民入蒙，陕北多走榆林草原之路，甘肃则以宁夏出磴口、宝丰一线为通途。而居留之所，则以归绥、包头为总汇。这两处皆土沃民丰，商民辐辏，为口外精华之所。而商贾之中，多有来自陕甘者。西北小民逃蒙者，虽然不可能全至于此，但却是逃蒙难民想象中的最终避难处所。胜保在同治元年八月底的奏折中即称：“闻回匪被大军击散后，有扮作难民，由北山一带，图窜归化之意。臣已行至北山一带，责成该地方官遇有回匪结党成群，假扮难民，携带妇女辎重逃窜者，一体严拏截杀。相应请旨饬下归化、绥远两城……派兵兜截，严密防范。”^[41]由此可见，战争开始之初，已有大批回族由关中北迁，意图进入蒙古避难。

清廷在收到奏报后，谕令德勒克多尔济、英桂等进行严密布防。然绥远城将军福兴在同治五年冬的一份奏折中仍称，战争爆发后，“西路回民来包头者较前更多”^[42]。山西巡抚赵长龄在同治六年七月的奏折中亦称：“归绥等处均与甘蒙接壤，近闻时有西域回民或假办客商，或口称避难，结队过渡，或由蒙古乌兰察布地面经过，或由河路至三公旗地界乘隙登岸。有在包头附近村庄寄住者，有由包头镇绕越后山前赴归化者……包头镇系属腹地要路，西通宁夏，人烟稠密，年来回汉商民沓来纷至。”^[43]由此来看，口外蒙古虽然层层设防，实际上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管控。究其原因，主要是西北回汉外貌几乎没有差别，言语服饰相同，战时外逃又不可能每人持有凭证路条，回族夹杂汉民之中前往口外，实际上根本无法稽查分辨。整个战争期间，陕甘回族进入蒙古地界逃难避祸者不少。

民间史料中亦有较多相关信息可以佐证。如泾阳县的马志显是包头人，但其祖籍则是陕西同州府马家村。其祖上当年被左宗棠军队打散后，“从仓头渡河，到风陵渡，然后经大同走包头。同行的回民，有西安人，也有咸阳、临潼和白吉原人，到了包头以后，祖先们占据了一个镇子。外与蒙古旗为邻，不久就抢到了些好地”^[44]。包头南海子清真寺，是同治战时西北陕甘等地逃避来包的难民和船工集资兴建的。据说当时迁来时有一百余户，四百多人^[45]。归绥一带回族中亦有不少战时逃难而来的回族，如聚居十间房的杨龙一族原籍陕西长安县仁和七号桥，同治年间逃来。及至战后，仍有部分陕甘回族迁往口外蒙古各处。

晋省四塞之固，战乱较少，土沃民丰。又因为历史的渊源，山西、陕西两省是典型的地域共同体^[46]，人员商货往来极其频繁。因此，是陕省小民理想的避难之所。战时官方凭黄河之险，沿河层层布防，严控西北回汉难民入境，但其实根本无法完全禁绝。黄河之险小民并不视为阻隔，尤其入冬以后，河水结冰，形成冰桥，即大车往来亦如坦途。在这种状况下，山西毫无疑问是战时西北小民避难求生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时人称战时“去年回逆滋事，西、同、凤各属富户，多半迁居山西蒲、解、平阳各府县”^[47]。所言虽有夸大之词，但毫无疑问，战争期间，关中地区的确有大量人口避居山西。而回族夹杂其间者不少。比如长治的陕西十家回族（八户马姓和禹、穆姓）就是同治战时由陕西迁来的。他们来后在西大街朱家巷建立了清真寺，称为东寺，1923年因战争灾荒而倒塌^[48]。还有两批回族约100户，共500余人逃至晋城一带^[49]。另外，也有传说称当年大荔王阁村的回族有部分迁往山西，村名也叫王阁村^[50]。

河南与陕西接壤，出潼关往东至洛阳的大路，自古以来就是由关中前往关东地区的交通干道。西北战争爆发后，河南反应极为迅速。同治元年七月，地处陕豫交界处的阌乡县知县张杨禧带兵勇一千四五百名赴陕进剿，刚抵潼关，就被河南巡抚郑元善檄令折回，要求其在本县认真防堵^[51]。此外，商洛一路，控扼河南南阳及湖北等东南地区，至关紧要，清军亦有防守。李鸿章统兵入陕前，即迅派鄂军记名提督谭仁芳分兵驻扎河南淅川之荆子关，商洛之武关以及河口、樊城等处要隘，以固秦楚边防，兼护饷运^[52]。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回族逃往河南者，大都是常年往来于两地贸易的经商者，人数相对比较有限。如开封鼓楼南侧的鹁鸽市街一带的回族，祖籍皆为陕西。其中有部分是战争之初滞留未归的，也有一部分是战时逃来匿名落籍的。这些回族多以贩马为生，经济上比较雄厚，本地人称之为“马客伙”^[53]，光绪十三年建有善义堂清真寺^[54]。

湖北是同治年间西北回族重要的逃难地之一，这些难民大都沿汉水而来，沿途散布。比如武昌卓刀泉附近的马家庄的回族，是当年由陕西逃来的^[55]。四川也有逃难的西北回族，比如平凉专署金少伯的祖籍是陕西同治沙苑金家村人，在同治年间因为战争迁到了四川三台^[56]。松潘厅南坪营一带（今属九寨沟县）与甘肃阶岷交界。同治五年，甘肃盐关县人马鼎甲一族先来贸易，后正式迁来落业，至今已有六辈。初来时同住城关，嗣后马鼎甲娘舅家迁往双河区阴坡里居住。在清光绪中叶，从甘肃又迁来苏万朝家^[57]。盐关县地名不详，按方位看，可能是西和县的盐关镇（今属礼县）。同治五年，西北战事尤酣，马鼎甲一族到南坪一带大概不会仅仅为贸易而来，逃难的可能性很大。

除了这些接壤的省区，同治战时还有极少数西北回族逃到河北、山东、湖南及云南等处。比如河北张家口的宣化南关一带的回族，大部分都是当年从“宁夏金积、灵武两地逃难而来，均以驼业为主业，家家都养骆驼，人勤苦耐劳有毅力，多发家致富，对伊斯兰教教规遵守较严。……百多年来与原城内回民联姻结亲，互相融和，目前已分不清南关回民与城内回民了。宣化区南关清真寺建于清咸丰年间，当时只有回民19户”^[58]。泾源县的赫三太阿訇，祖籍同州庞阁村，曾在山东馆过经。马长寿认为“不用说，这是同治年间由陕西逃往山东的”^[59]。20世纪50年代初马长寿调查时赫三太七十多岁，推测大概是1875年生人。显然是同治战后出生的，未经历过战争。虽然赫三太不可能是同治年间由陕西逃往山东的，但作为战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其父母倒有可能是当年逃往山东的陕甘回族。或者，当年有极少数陕甘回族曾经流落至山东一带，是有可能的。马化龙投降后，他的二哥逃至河南开封满城里做了奴仆，后死于此。侄女则乃白流落到湖南的宁乡县，做了一位道台的续妻^[60]。

西北回族与云南回族的关系历来极为紧密，云南回族的先民，有相当一部分是元明时来此驻守而落居的西北籍士兵。而云南伊斯兰经师亦以西北为宗，回族自称“溯云南之伊斯兰，盛于元代咸阳王之抚滇时，学士多从王由陕来，故宗教学科，半宗于陕，后之人亦多往陕留学，至今犹然，故恒久无大异”^[61]。胡登洲在陕西创办经堂教育之初，就有马五师、马寿清两位云南籍回族子弟前往求学。四传弟子周大阿訇帐下更是出了马复初这样的云南籍经学大师^[62]。道光年间杜文秀战争时，有部分西北回族参与其间，而同治西北战时亦有云南回族的身影。如据陕西提督雷正绾函称：“连日平凉战捷……每当接仗，渐多凶狠叛徒，声音服饰均系云南回类，并据难民朱元升亦供有云南马贼七百往攻巩昌之语。”^[63]基于此种渊源，陕甘与云南虽路途遥远，但同治战时有一部分西北回族逃往云南是完全有可能的。从一首西北回族歌谣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歌词如下：

京空京动一言难，固原城内人死完。

水烟火烧不上算，人马损失几十万。(www.daowen.com)

真主立克大能显，清真大寺飞上天。

一时一克落云南……

自从世乱无处站，漂流昆阳河湾前。

贫人每日把鱼吊，打鱼过日度饥寒。

人人个个将经念，五时礼拜遵守虔。

无寺无院实可怜，真主百思大能显。

将固原清真大寺，飞云南险落昆阳。^[64]

歌谣中所称的固原的清真寺建于乾隆三十年四月，毁于同治年间，据说云南昆阳的清真寺适建成于此时，故有固原清真寺飞云南之说。昆阳即今云南晋宁县昆阳镇，飞来寺在离城一里多路的堡孜屯。关于飞来寺的得名，昆阳人传称“村里人商议建一所寺，从外地来了一位师傅帮助建盖。当事者打算盖三间四耳，至少要半年的时间。师傅说我几天就能盖好，大家都不相信。第二天早上，村里人看见房子已经盖好了，村人十分惊奇，大家去找师傅，而建房的师傅早已走了。后来大家就将此寺取名‘飞来寺’”^[65]。可见，昆阳人关于飞来寺的传说和固原清真寺没什么关系。西北回族流传的固原清真寺飞云南，大概是当年西北回族逃难于云南的一种隐喻。同治西北战争时期，云南亦处在杜文秀战争之中。估计，西北回族迁往者比较有限。

战争结束后，极少数由中央蛙跳至边缘地区的回族又从边缘回跳至中央。比如西安香米园的耆老铁水明，原籍长安县叶马廒铁锁家，同治八年生于白彦虎大营之中。光绪初，随父母由新疆红庙子返回陕西。返程的经历也很传奇，铁水明称：“红庙子县官接到我爷爷的信，就把我父亲叫去，说：‘铁万宝，你爸想你，眼都哭瞎了，你回去吧！’我父亲才一站换一站，在光绪七年前后回陕西……在我们之后，还回来了有三四家。”^[66]铁万宝绰号“猛出窝”，相当强悍。据说当年起事之后，把家眷送入西安，自己则夹杂在汉人出丧队伍中混出城外。先跟孙玉宝，又投白彦虎，一直逃到新疆红庙子才停下来。铁水明所言内容，虽颇多演义色彩，但其父跟随回族西迁至新疆，又从新疆返回陕西应该比较可信。虽然这一经历可能只是个案，并不具有代表性，但至少说明，同治战后，仍有极少数回族返回陕西。

总之，通过这种方式远徙的西北回族人口，最终能够到达落脚之处，首先要有一定的逃生资本，比如经济能力或者个人身体素质。其次，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战时蛙跳式的人口迁徙，虽然看似都是简单孤立的个体事件，但背后实际上有更深层次的相似性。能成功远徙避祸者，除了极个别的乡村能人或强人，大部分都是颇有资财或社会关系的行商富贾或士绅精英等。而迁徙的动因则主要包括投亲靠友、经商贩运等。战时西北回族蛙跳式的人口迁徙相当繁杂。虽然人数有限，但却是同治西北回族人口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