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西北回族人口的迁徙，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东往西飓风式的人口迁徙。西迁的回族自渭南出发后，沿渭河北岸西进，途经之处回族纷纷加入。在出陕西之前，人口减员虽然不少，但加入的人口更多。西迁队伍日益庞大，人数不断增多。其势如飓风登陆之时，所到之处，官军本不足恃，团练一触即溃，基本没有受到太多的损失。及多隆阿兵进潼关，陕回被尽族驱入甘肃，士气开始逐渐减弱。甘肃回族人口虽众，但基本上固守在兰巩、宁灵、河湟以及河西等数个较大的区域内。这一时期，加入西迁队伍的回族人数虽众，但相对损失的人口而言则少很多。西迁回众东奔西突，人口逐渐分散，人数不断减少，逐渐陷于被动之中。及由甘入疆，上百万西迁回众已不足十万^[30]，此时已没有了抵抗能力，完全处于被动逃命之中。而最终由新疆进入中亚者，仅不过万余人而已。同治战争陕甘回族人口西迁，从最初产生，不断扩大，形成西迁的浪潮，到逐渐减弱，最终消亡，整个过程如同一场飓风。

战争爆发后，关中地区的战争僵持了数月之久。及兵败无力坚守之时，除了西迁，其实已无他路可走。西迁队伍，除了各州县的回族，如西安城内基本处于被拘禁状态的回族，有些也千方百计往外跑，加入西迁的行列之中。回族出城之法千奇百怪，据说有偷登西北城角，双手撑一大簸箕下跳者；有手抓裤腰，紧系两支裤脚，反转使之风满裤桶而下跳者；更有强行闯关而出城者，比如当时西安十三坊总乡约马天才的儿子马凌汉“约了三百余精壮少年要冲出西门，事为其父发觉，被制止，结果只有马等十七人冲出，但到大营的仅有四人”^[31]。城内回众往外跑，显然是城内求生亦不易，洗回消息日夕数警，随时有性命之忧，年轻力壮者当然以为出城是避难逃命的上策。但城外早已战火连天，出城者生机更少。战争起后，省城西安作为西北首府，官军团练层层设防，城内回族被严格监控，最终真正得以混出城者极少。除了平民，还有部分应差的回族兵弁也一并跟随西迁。据泾源刘金福称：“我祖籍西安城里人。爷爷兄弟三人都当官兵打周至县的长毛，败回来了。到西安不能进城，二爷爷和三爷爷到兴平跟回兵在一块打仗。”^[32]

撤出渭城后，陕回分数路进入甘肃，人势已开始分散。待董志原失守，或退至宁夏，或潜往河湟，势力更弱。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回族或死于战火，或主动求抚，或被动投降。咸阳靠近渭河的杨家堡、朝家、金家、马家等堡相连，当年这些村堡的回族都跟着白彦虎西走，一部分人就安顿在中途各地。聚居在泾源桂井乡一带的回族，大部分祖籍都在西安府各县。“他们与同治府回民的不同点在于他们不是在金积堡投降的，绝大部分跟着白彦虎至河州、肃州，后因‘坐马不前’或其他缘故与白彦虎失掉联系了，因而才在西宁投降的。”^[33]这段讲述很有意思，一方面可以看出西迁陕回在沿途各处的滞留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滞留的原因。所谓“坐马不前”当然不是马不想前行，而是回族自己不想继续走了。原籍西安附近沙河村的刘景明也说：“我们村里的人是归白彦虎领导的，到处跟着打仗，到甘肃后，因为我们的‘坐马不前’，白元帅就把我们丢了。”^[34]

陕甘作为地域共同地，不但自然环境和农业耕作相似，人口的民族构成与风俗习惯也都颇为接近。陕西为中国回族教门之根，历史最久。甘肃则为中国回族教门渊薮，人口最多。因此，陕西回族西迁入甘，颇有归属感。与甘肃不同，新疆不论在地域上还是心理上，对于回族来讲，都隔绝千里之外，相当疏远。所以，大部分回族视之为畏途，不想西迁入疆。而金积堡马化龙败亡以后，作为西迁回族心理上最重要的指归已不复存在，大部分人也失去了继续西迁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以“坐马不前”作为就地求抚的借口，最合适不过。从宁夏奔河州，又自河州继续西迁过程中，人口不断萎缩。如马正和、冯阿訇所领的回族，一部分沿途就抚了，还有一部分“为了追赶白彦虎，在肃州死亡或分散了。冯阿訇本人也死在肃州的东关”^[35]。从河西继续西行出关入疆者，仅不过七八万口，尚不及出陕时人口的十分之一。(www.daowen.com)

而入疆后的西迁回众，更是穷途末路，大部分人口又陆续散布在沿途各处。如呼图壁的回族人口祖籍多系陕甘，“至今，不少回族老人一谈起他们的祖籍都可准确地说出是来自关内甘地的，甚至能说清楚他们的祖先是随白彦虎或左宗棠的回族军队来新疆遣散落户的”^[36]。据东干老人回忆，“马背上一边是做饭的铁锅，一边是装小孩的筐子。有时饭刚做好，追兵到了，义军只好将饭倒掉，用湿泥土把锅冷却一下驮上马背，拔腿就走。西出阳关后，条件更为恶劣。茫茫戈壁，荒无人烟，水源极缺，沿途死人不少，走不动掉队的更多。至今在新疆的哈密、昌吉、清水河、焉耆、巩留、伊宁、霍城一带，都有操陕西方言的回民乡庄，他们都是当年陕西回民起义军的后代”^[37]。及至1877年冬天，当西迁的陕甘回族分三批最终到达中俄边疆时，由陕入疆的七八万人仅剩下一两万口，其中白彦虎一支人数最多，也不过万余人。此时前阻雪山，后有追兵，西迁回众伤员甚多，老弱病残亦不少。而入俄前景未卜，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为防止断门绝后，据说当时一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白彦虎的一个侄子（白彦龙之子）就留在了伊宁。现住在伊宁附近的白万喜是第三代传人^[38]。这批人是当年西迁的陕甘回族中散布中国境内最西边者，现在“主要分布在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八县一市内，全州回族24万，其中60%以上是陕回后裔，伊犁人称这些人为‘老陕’”^[39]。

最终到达中亚的三批陕甘回族，分别是：白彦虎带领的陕西籍回族，1877年12月6日到达纳伦，同月27日到达最终的落脚托克马克，总数3314人；尤素福·哈兹列特（人称大师傅）带领的甘肃籍回族，1878年1月中旬落脚在伊塞克湖以东的普热瓦尔斯克县，总数1116人；马大人带领的陕甘回族，1878年1月初到达落脚地奥什，共1779人。以上三批合计，仅有6209人^[40]。这六千余人是现在中亚东干族最初的来源和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