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西北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更是西北回族人口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荒乱和瘟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区域人口损失，改变了西北人口的民族结构和城乡结构，更完全打断了西北回族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引发了大规模的回族人口迁移。

渭南事起，沿渭各村回族纷纷挈眷北渡，而渭河北岸各回则往东攻打同州府城，并一度进攻至黄河岸边的朝邑。显然，战事之初，回众并未有西迁的意图和行动。西北地区自入清以来，战乱渐息，社会趋稳，尤其“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1]。承平日久，国既不知备，民更不知战。故同治战争骤起于渭南之时，不论封疆大吏、地方士绅还是普通小民，对战争的发展态势、严重程度以及残酷程度等，都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预备。陕甘汉回两族皆系世居，平日互为乡梓，彼此素有往来。在很多地方，大家均和睦相处，既无冲突之意，更无打斗之实。相传沙苑回族西迁前，曾发动三十六村回族集体西行，其中“和汉民无仇怨而相善者皆不愿迁。到非迁不可时，与汉族邻友相遇于道路，便对汉人说：‘亲家，不对啦！要分离啦！’”^[2]亦或互通消息，以避祸端。又如泾阳县西南原上的寨头村，起事之前回汉比较和睦，回族常透露消息给汉人，请汉人早逃。但汉人很不在意，另一方面也实在不愿离开家乡^[3]。

其实何止汉民，回族自己也不愿离开。究其原因，除了对战争残酷性认识不足之外，主要还是故土难离。世居之所为祖宗坟茔所在，抛弃所有家产及社会关系，举家远徙且前途未卜，一般人非到万不得已不会这样做。邠州有个井村，原有回族居住，据说当年被迫西迁时，“曾引起各家回民大哭”^[4]。资产较多的富裕之家，牵绊顾忌更多，更是不想迁走。比如大荔县清池村的回族财东温纪泰，既是“川客家”，也是大地主，田地多到难以数计，“耕牛亦很多，相传有卖牛笼头的至村，他全部买下，还不够使用。他家耕地时，牛马成群，如同过会。当时有一附近汉人村在演戏，但群众不想看戏，而要看温纪泰田里的耕地。温家在当时是县里著名的大地主，所以回民起义了，他不愿参加。后因回众胁迫，始随军而去，住在甘肃化平县。”^[5]温家被强迫迁往化平一事，化平的回族之中亦有传闻^[6]。南王阁的回族财东祥麟家也是“川客家”，同样对西迁很不情愿。

除了故土难离，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战事初起之时，参与双方多系特定事件当事人，波及范围比较有限，很多地方尚未真正开战，族群亦尚未完全割裂，即使有所打斗亦较克制。官兵有限，团练与回兵又皆来去匆匆，时间不长。对于普通小民来讲，只要躲避风头便可平安无事。如据大皮院街白云寿的母亲称：“我今年九十二岁，地南叶护塚人，是逃难以后到城里生的。我母亲常说……当时逃跑只说是躲了就回去，所以早上走的时候还给鸡撒了米，倒了一盘水后才离开的。他们进城后就回不去了，城外杀的很厉害。我一个哥哥舍不得庄稼，要回去看看，趁机还想背些粮来，但在西门口被贼用铡子铡了。”^[7]更有甚者，居然抱隔岸观火之心态，驻足围观，犹似看戏。如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战争已经开始整整五个月后，回军与清军战于同州府城东门外苏氏沟，附近村庄百姓从草桥店一带围观看热闹，结果半被掩杀^[8]。及至战事扩大，战火烧身危及性命，小民始知四散奔逃。

但战争作为人类群体性的非理性行为，一旦爆发往往就脱离了个体或群体的控制。战火波及之处所有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无法置身事外。同治战争初起于琐碎细故，本与回汉两个族群没有关系。但战前频繁发生的纠斗，尤其是大规模的械斗等流血事件，极大地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心理隔阂，造成了严重的族群割裂。个体或群体间的单个事件，往往被深深打上了回汉矛盾的烙印。同治战争爆发后，病毒式传播的谣言引发了极大的社会恐慌与群体骚动，而团练的肆意妄为又使得原本普通的打斗迅速滑向族群冲突的深渊。同治元年四月，渭南圣山砍竹事发，不数日华州团练又火烧秦家滩。局势由此完全失控，谣言所到之处杀戮随即开始。城关之回最先受到波及，大荔、三原、泾阳等处，尽被屠戮一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战争一开始所有回族就被标签化地推到战争的另一面。部分人身份比较特殊，夹于回汉之间而左右为难，最后只能选择自我了断。如大荔县有个叫马昭元的道台，曾受官派说降白彦虎。“据说白彦虎说：‘要无事得全无事，打死人不理过去，不能算旧帐。我自己也不愿造反，只是为人所逼罢了。’当时马道台很同意白的说法，但官方又疑于马，马遂全家自尽。”^[9]还有人因身体或其他各种原因无法西迁，或对于前途未卜的西迁逃难完全绝望，战争之初就选择自我了断。但更多的小民，在避难求生的主观意愿和军队的被动驱赶之下，开始了大规模的举族人口西迁。

回族举族西迁，阿訇起了主导作用，是主要的领导者。以东府十八营为例，其中的不少头目，比如赫明堂、邹保和、阎兴泰、陈林、毕大才以及冯君福都是阿訇，“阿訇不允许，回民是不敢动手的。白彦虎不是阿訇，所以最初没名气，他作头目，是后来的事了”^[10]。关于一般头目、阿訇和回族的关系，据原泾源第一副县长于建功阿訇讲：“一般头目和回民的关系，头目是哪一村里的人，他所带领的群众便属于哪一村及其附近各村的回民。但阿訇则否，是从外村、外县，有的是从外省聘来的。他在一坊中开学日久，有了威信，回民群众便举他作头目。例如于彦禄是同州王阁村人，他不是阿訇，所以王阁村的回民就是他的基本群众。反之，阎阿訇是渭南孝义镇附近的人，因为他的渭南西部的六村九社开学，所以九社的回民就成了他的基本群众。”^[11]（见图6-1）

图6-1　宁夏固原北部三营的阿訇与经学生们

（资料来源：王建平编著：《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民间相传，关中回族西迁之前多地均有烧房之举。如渭南县“仓头的回回起手以后，村里的回众就跟着响应，出动以前，先祭旗，随着把自己的堡子点火烧了”^[12]。北禹家村有一座清真大寺，村中富户禹七儿家亦房产较多，西迁前也都烧了。“1937年在其被焚房屋的遗址内尚看到麦粒、豆粒与砖瓦相杂陈，村人说，八十多年前，此为禹氏仓库。”^[13]从废墟之中的麦粒与豆粒可以想见，当年回族西迁是相当匆忙的，粮谷等财物均未来得及处理，就一把火烧了。仓皇逃命之间，大部分地方当然不可能有如此正式的祭旗烧房之举。更多房屋可能是清军或者团练烧的，如多隆阿带兵入陕之后，“所到村落，或烧民房，或伐树木，以此为清野擒敌之计”^[14]。但民间这些回汉百姓都在口耳相传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举家西迁之前，亲手把自己的房屋烧掉，这显示的当然不只是誓死一战的决心，更多的则是预感到祖辈世居故土可能再也无法返回的无奈与绝望。

汉地社会一般都用两轮车，秦汉以来都是如此，四轮车非常少见。1900年左右一位定居北京的外国人曾经认为，“中国人的思维不可能超越两轮车的想法”^[15]。实际上，清代关中地区的回族，普遍使用四轮车，当地汉民称之为“回回车”^[16]，也就是马风风所说的四轱辘车（见图6-2）。“大家坐着四轱辘车逃了”一句相当形象地描述了当年关中回族举族西迁之时，拖家带口驱马驾车的场景。汉人有首叫《秦川》^[17]的歌谣也描述了回族西迁时用车拉行李的情形，摘录如下：

乔店堡打听得大兵不远，套辆车拉行李咱的快搬。

渭城堡新打城由得自便，若紧了丢妻女逃奔北山。

但真实的逃难经历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与从容，随着清军不断增兵，回民被迫从渭城继续西撤，自此以后，形势已相当窘迫。在三原时，清军夜里进攻，慌乱之中回族“弃其睡儿，被兵屠戮甚众”^[18]。从“若紧了丢妻女逃奔北山”一句可以想见，危急时刻妻女根本无法保全，大车重载当然更会最先被舍弃。

图6-2　大荔东门外的四轮“回回车”

（资料来源：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附图）

泾原县白面乡马长恩的曾祖父马六是当年战争的亲历者，战后被安置在化平川，他写了一首《反叛歌》，记录当年关中战争及逃难的场景。行文较长，现摘录如下^[19]：

油房村拿张非可勤可叹，将张非活捉在刁陵村前。

……

连打了七八月未曾停战，杀了他红兰顶约有千员。

杀妖兵亦不知己招己万，曾奈是妖兵多难以存站。

无奈了把家眷才往西搬，本到了原底下暂且停站。

他那里挂帅人名叫生彦，把我的男共女一眼不观。

每斗麦两半银他心不愿，有镯子和首饰他才喜欢。

无奈了搭席棚各讨方便，在那里住数日心里盘算。

米粮贵无度用心中不安，无奈了带家眷又往西窜。(www.daowen.com)

走塔底过渭城来到礼泉，礼泉县收村堡一千零半。

……

有一日失渭城难以存站，无奈了把家眷又往西搬。

哪时节把众人分成两半，一半里走凤翔一半入山。

凤翔府路难行我兵未探，哪知道路窄小车行艰难。

无奈了舍车辆行李打卷，男步行女骑马愁苦难言。

每天走三十里当就一站，走的俺浑身痛两腿发酸。

天气晴日光好喜眉笑眼，天气阴风雪天心如油煎。

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又一岭岭岭相连。

走一河又一河两腿不干，过一河上一坡来到当原。

当原南徐家村将身站停，男耕种女织纺才把身安。

这首歌谣从渭南战起一直写到化平川安置，行文较长，内容现已残缺不全。通篇措辞相当平白，用语比较口语化，词句错讹之处也不少，比如“油房村拿张非可勤可叹”一句中“张非”显然应该是“张芾”，“可勤可叹”应该是“可钦可叹”。“杀妖兵亦不知己招己万”一句中的“己招己万”应该是“几兆几万”等。由此可见，该歌谣作者可能只是粗通文墨，汉文水平并不高，这大概也可以反映同治以前一般回族对汉地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尽管如此，作为当年战争的幸存者，作者所记内容大都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对战争细节和逃难人物的描述尤其鲜活。现在读来，当年逃难西迁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而且平实的行文之中，流露着非常强烈的真情实感，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年的惨烈经历在这些战争幸存者内心深处打下的烙印。此外，更重要的是，后世治史者对于同治战争的了解绝大多数都来源于汉人所记汉文文献，而这首回族自己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歌谣，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少内容均为他书所未载。

图6-3是20世纪30年代在宁夏固原的清水河谷一带骑马去赶集的回族妇女。照片上的女人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扶着孩子，眼望前方，神情果毅，骑驭技术相当娴熟。这种男子步行、妇女与孩子骑马的形象，大概在当年陕甘回族人口西迁逃难过程中是较为普通的场景。

图6-3　骑马的回族女人

（资料来源：王建平编著：《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第114页）

同治战争起于渭南，在东府的打斗持续了数月，之后回族举族沿渭河北岸西迁，经过临潼、高陵、泾阳塔下，随战随走，随走随战，在渭城停留并抵抗过一段时间。然后分成两路，一路从渭城向北继续往西，经凤翔，由陇山进入甘肃。另一路则沿泾水，经淳化、邠州、长武出陕西进入陇东平庆一带，这就是歌谣里写的一半入山。这一路是陕回入甘的主要通道，白彦虎一支走的就是这一线。“塔下挂帅人名叫生彦”，指的是马生彦。高价卖粮给东府来的回族，一方面说明回族人内部存在利益纷争，并不团结；另一方面，也说明未出陕西之前，各地粮食就已相当短缺。

粮食为人生存的每日必需品。战争起后，各处普遍发生粮荒，人口因饥饿而死者相当多。战后官私文献中有大量旌表捐粮守堡活民的事迹，记于史志而旌表者事多鲜见，此类故事恰恰是战时粮食短缺的最好反证。相对汉民，西迁回族随时处于移动之中，粮食短缺问题更为严重。盩厔南集堡乡约刘廛等人，“凑灰面买毒药和之，分装小口袋，俾壮丁伪为负粮逃难状，回逆数十人突来，均弃袋，入城固守。贼抢面袋返驻尚村镇，被药面毒死，其尸七八车”^[20]。回军见粮即抢，运回即食，可见在渭城时，已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回族西迁出陕后，一度占据董志原，数十万人屯聚其间，人口骤增，发生粮荒，“庆阳府所属各县人相食，董志原贼亦掠人而食”。抛开记史者立场，回汉粮食均已匮乏之极，乃有人相食的惨剧。及至攻破，回族军队家属“坠崖死者实不下二三万人”^[21]，余者乃逃金积堡与河州等处。

西出凤翔一路，由陕入甘越陇山过程中，因道路难行，车马辎重已经丢弃得差不多了，至此已相当困顿。内困粮草，外有追兵，又乏交通工具，男女只能步行。且兵眷混杂，不成队形，前进速度很慢，所以每日只能前行三十里。回族自己的另一首歌谣称：“迤迤撒撒到礼泉，礼泉的人本敦善，他给我们破柴把水担，迤迤撒撒到幞头原，人也侵犯，粮草也缺欠。”^[22]男步行女骑马的场景虽然形象，但真正有马可骑的妇女只是少数，大部分女人并没如此幸运。另一首回族中流传的歌谣对迁徙途中的女性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述，摘录如下：

走临潼过渭南回民造反，一霎间来到了岐山之间。

凤翔府麻家凹人马扎遍，人踏人马踏马实在可怜。

富汉家有车马来搬家眷，穷汉家无车马男女步蹁。

太平年缠小脚为的好看，荒乱年闪上了大脚片片。

奴有心只想望跳沟跳涧，又恐怕奴丈夫尚在人间。^[23]

很显然，当年逃难之时，只有那些比较富裕的家庭才有车马可用，大多数普通人家只能徒步而行。麻家凹应该是东关的麻家崖，战前是凤翔回族最主要的聚居区。东府回族迁来之后，兵眷同行，车马夹杂，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艰难困顿之情可见一斑。歌谣中把小脚女人跟随大部队一同逃难时，艰难行走的场景与求死不能的复杂心态，也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文献中对战时回族女性也有不同的记载，如据祖籍西安城东灞桥的舍莫禄老汉讲：“同治元年五月过了端午节正在打麦的时候，东府的回兵便成群结队过来了。本村回民趁时加入，向西进军。……回兵打仗时，男子前面打，妇女在山顶上撑旗。”^[24]祖籍在西安城里的刘金福亦讲道：“东府回民性劲，行军时妇女亦持长矛、长刀列队征杀。路过西安时，西安回民围着人家看，妇女用矛干拨开他们，向前进军了。”^[25]这些描述有相当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对东府回族女性强悍一面的描述，反映的是讲述者本人对西安城内回族当年没有参战独自保全的不满和不屑。实际上，女人、儿童历来是战争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战争中的遭遇尤其悲惨。

陕回撤至陇东董志原后，数十万人屯集其间，发生严重粮荒，清军又四处围攻，处境相当困难，根本无力顾及家眷。回谚说：“董志原上撂婆娘，撂为三天再拖上。”^[26]实际上，每至紧要关头处于绝望境地时，最先不得不舍弃的就是妇女和儿童。西安马继昭的父亲是战争亲历者，当年曾跟随白彦虎的队伍在甘肃攻某城，“白彦虎叫老幼妇女都坐在黄河边上，白说：‘如果打胜，就跟队伍前来；如果败下来，你们就赶紧投河’”^[27]。泾源县八十五岁回族耆老马风风祖籍同州西乡余羊村，离王阁村很近。他听亲历过战争的父辈们讲：“回民起手之初，看到妻子累人，要杀妻子。正要杀时，真主醒令：‘杀不得，前面有路。’于是大家坐着四轱辘车逃了。逃到渭河沿岸，河水水涨，难以行渡，但走到跟前，河忽变浅，于是渡河远逃。”^[28]同治五年六月至八月间，回军与清军在华亭县尖骨山一带进行过长时间鏖战对阵，双方死伤均极众。俗语有“兵行尖骨山，堵营一百天，血染管子峡”之说。祖籍大荔王阁村的泾源县耆老于春福幼时经过经地，仍看到峡中白骨累累。此战最终以回军失败告终，最危急时刻“各营于是想屠杀自己的家眷，后经阿訇阻止，幸未动手”^[29]。这些记载虽然仅有寥寥数语，但却相当凄凉与悲壮。回族动杀眷之念，当时内心的恐惧、绝望与所面临的危险由此可见一斑。但舐犊情深，对于手足相残的事情，不到完全绝望的地步是不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