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战争爆发之初，陕西文武大员对于剿抚，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之间战事迅速扩大，波及西、同两府，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山东道监察御史寻銮炜对此相当不满，他在同治元年七月的一份奏折中称，“陕省西、同两府，回民十居其二，人虽少而性梗顽，且目前凶焰方张，遽行议抚，适足恣其横肆，秦民愈无遗类矣。查陕省计七府二厅五直隶州，近年捐输赋税，全仗乾、凤、西、同府州县，今西、同富户全行毁烂，咸阳毗连乾、凤，若四州属齐遭蹂躏，则全省精华竭矣。……拟请明降谕旨，严饬各路统兵将弁，四面合剿，使不得西结甘回，南邀川匪，东邀逆捻，北窜沿河一带，只余此焦土数百里，任彼咆哮，该回虽悍，亦不难克期剿灭矣”^[302]。七月底，胜保带兵入关。显然，四处布防、合力围剿的主张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实际上，凭借人为的兵力布防与自然的山川分割，清廷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布防，只堵截了东、南、北三面，西部是一个敞开的豁口，其形状如同一个自东南往西北方向放置的大口袋。因此，整个战争期间，西北大量逃难小民被局促在从关中往西，越陇山，经河西走廊、天山北麓，直到伊犁河谷这样一个东西向长达数千千米的狭长地带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北人口省际移动，有以下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现分别简要论述。

（一）东西方向上潮汐式的人口迁移

潮汐现象是沿海地区的一种自然现象，指海水在天体（主要是月球和太阳）引潮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周期性的有涨有落、有往有复的运动。战争期间，西北人口在东西方向上的省际迁徙方式如同潮汐一样，具有明显的往复性。

自同治元年五月胜保入陕，到同年十一月，多隆阿兵进潼关，清军用兵都是从东往西进行兜剿。同治六年夏，左宗棠入陕后，更采取尽驱陕回入甘的策略。及至同治十二年秋，清军解围河西走廊最西端的肃州城，白彦虎等回军残部逃往新疆。至此，清军已经从最东部的关中平原，一路追赶至甘肃最西部的河西走廊西端。光绪二年春左宗棠兵发新疆后，战事更是远及天山南北。因此，单就地理空间来讲，同治西北战争，爆发于关中，首先鏖战于陕西，继则转移至甘肃，最后又收尾于新疆。在这样一个长达十余年的征战过程中，战争的重心，从陕西到甘肃，最后到新疆，凡经三变。战争重心在陕西时，陕省小民很多西迁逃往甘肃东部避难。及战争重心转移至甘肃，在甘的陕西难民和甘肃东部的小民又开始往东逃入陕西西部避难。而左宗棠大军西发新疆后，甘新之间的人口，亦有类似的往复迁徙。

陕甘陆地相接，边界数百千米，处处可以连通，战时小民逃难，以保命为首要目的。因此，凡能活命之途，尽趋而行之以入甘。但大队兵马西行，则因人数较多，又有车马辎重，虽有堵截，仍然不得不走传统的通商大道。而官军堵截，亦不可能处处设卡，只能在重要关口防御。因此，文献记载多为此类重要关隘的争夺与堵截。

陕甘之间，交通大道有两条。其一，出西安，自咸阳西北行，经乾州、永寿、邠州，出陕西，以达甘肃东部的平凉、庆阳等处；其二，出西安，自咸阳沿渭水上行，经郿县、凤翔、宝鸡，由此继续西行可至甘肃秦州，或西南行经凤县可达两当、徽、成等县。同治二年冬，多隆阿军队越过西安，进攻至凤翔府的汧阳、陇州、麟游一带，回族强壮者西行，据带队陶茂林称，老弱妇女则皆麇集于汧阳交界山口处，顶香跪地求抚^[303]。汧阳、陇州一路，即自咸阳沿渭西行至秦州的大路，回军及难民看来有不少沿此路入甘。

自咸阳沿泾水西北而行的乾邠大道，亦是陕省回军及难民西行入甘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条路上的不少重要关口，如瓦亭、峡口等，清军均有布控。同治二年五月，陕甘总督熙麟奏称，“泾、宁二州，平凉一府为陕甘两省之枢纽，而实为甘肃全省之门户。泾凉有失则长安以西之贼与固原、宁夏之贼首尾相联，得据瓦亭、峡口之险，彼时我军虽有数万，亦骤难与争锋。……彼时白吉原不过千余贼耳，满拟援兵到后，先洗白吉原，次剿铜城，然后约会恩麟，夹攻峡口，以通道路，讵意……多隆阿击败之贼逃至白吉原、铜城，数逾钜万”^[304]。

在同治三年四月的另一份奏折中，熙麟又称，“赵延烺复亲到庆阳，据称该处逃来难民一经招募为兵，即须日给口粮……当饬令该署镇先招精壮勇丁一千名”^[305]。官府可以一次性地在难民中招募精壮勇丁千名，由此可见，在庆阳一带，聚集有大量难民，其中有不少是沿乾邠大道逃来的陕西小民。同治二年冬，宁夏回族起事，该府小民大量往东逃入陕西延榆一带避难。据宁夏廪生王曰琇等报告，“宁灵难民逃居定邑不下万余人，精壮可充团勇者约有三千”^[306]。及战争重心转移至甘肃，在甘的陕西难民和甘肃小民更是大量往东逃入陕西避难。据称，甘肃平、庆、泾、固一带“难民逃入陕境者数不胜计”^[307]。

咸阳刘家沟以东战前都是回族村落，战后所居小民则皆为同治七八年间自甘肃迁来者。县志对此事有较详细记载，称“同治六年，回逆陷庆阳，其属县宁州、合水、环县之民逃之正宁枣刺街，约数万人，流离失所，凄惨万状。陕抚刘果敢公编为八旗，其一、二、四、六、八旗，安于泾阳、高陵，三、五、七旗安于咸阳东乡一带，开垦荒芜。男妇荷锄持锹，披荆斩棘，历三年之艰苦，变荒为熟”^[308]。除了官府组织的东迁，战时甘肃小民自发的东迁避难者更多。比如甘肃豫旺廪生任永战时避难于陕回甘泉府，同堡人薛氏则携二幼子避难鄜州，隆得人张慎修与兄壁携逃汧陇，固原盘路坡人刘占川负母逃难至鄜州，化平川人刘怀远负母逃至陕西郿县^[309]。这些逃难小民，皆位于甘肃东部，而避难之处，亦为陕西的西部。可见，两省小民往来相当频繁。(www.daowen.com)

左宗棠大军西发新疆后，甘新之间的人口，亦有类似的往复迁徙。如在肃州户民崔现桂之妻焦氏，年逾八旬，战时即往西逃至嘉峪关避难^[310]。而年壮者，则更往西逃入新疆以求生。与此同时，新疆东部的小民，亦有弃耕西逃者。如据左宗棠奏称，同治十一年间，哈密“缠回先有二三万余口，今只存二三千口，其被白逆掳胁者不过数千，其不堪勒派，弃耕避匿逃入吐鲁番者，不啻数倍”^[311]。及至新疆战起，哈密小民又“狼狈入关至安、敦、玉三州县，苟全性命”^[312]。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奇台等处自变乱后户民流寓敦煌者甚多”^[313]。同治十二年冬，左宗棠在肃州见到难民入关避难者，更是络绎不绝^[314]。

（二）从边缘往外围水溢式的人口迁移

同治战争爆发后，战火从渭南这样一个点状区域开始，不断向外围扩展，波及范围越来越广，逐渐发展至包括甘肃和新疆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除了这种区域内部自东自西的发展态势外，在整个西北地区与相邻的诸省区之间，战争的发展呈现出如同水满外溢式的这种不同的发展态势。

战争期间，区域人口的迁徙时空范围与战争波及的时空范围，基本上是同步的。战争爆发后，中心区的小民受害最烈，这批人开始向外迁徙避难，但战争外围未受波及小民，则固土守家，观望徘徊。随着战争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区域人口为避难求生，开始从中心往边缘不断滚动式发展，最终到达整个区域的边缘地带。进而，在后续逃难人口和边界防堵力量的共同挤压下，有一部分人口艰难越过边界，最终得以进入相邻省区的安全地带。战时这种由中央向边缘的省际人口迁徙，犹如石块扔入水中，波纹从中间往边缘一层层扩展，在后面水波的推动下，最终溢出到边界之外。

同治元年，西北战争在渭南爆发后，回军先是自西往东，攻打同州府城，并一直打了朝邑黄河岸边。及至胜保、多隆阿等督兵入关，自东往西进剿，回军又开始自东往西不断撤退。与战争的动向一样，逃难小民，则是东逃西躲，尽量远离战火迫害。比如东府一带，因“回兵初宣言只杀大荔，不杀朝邑，所以各村汉人多逃到了朝邑县。但半月后，回兵也杀到朝邑去了。因此逃出的人们，有的逃到合阳，有的逃往山西。一直到同治二年五月初，时局平定了，外逃的人们才相继回来”^[315]。前文所引大荔县阳村石肇基的三位祖父当年也曾携手远徙到山西永济避难的经历，尤为经典。从整个逃难过程看，小民逃徙的方向当然要与战火相背，这很容易理解，但其逃徙的距离和目的地，则基本毫无计划，完全根据战争态势来决定，基本上是被战火逼迫着往前走。同治二年春，回军从宁灵北上，攻陷磴口，围攻定远营，并由此意欲水陆东下，进入后套一带，附近小民由是纷纷越界进入蒙古逃命。据定安、桂成等奏称，“被难蒙汉各民均避居北山，该处可以直达包头、萨拉齐，亟宜防堵”^[316]。可见，兵火所及之处，小民虽已大多事先逃走，但却在自认安全之处，观察局势，然后再决定是远徙还是返乡。

也正因为如此，逃难小民一旦越过边界，进入安全区域，便没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所以，省际人口迁徙的分布地域，大都聚集在与西北边界最为邻近的府州厅县里。以山西为例，陕西逃难小民大多分布在靠近晋陕边界黄河岸边的蒲州、平阳、隰州、汾州、保德及归绥等处。其中永济、临晋、河津、吉州、永和、宁州、河曲、包头以及萨拉齐、归绥等处尤多。逃难小民暂居安全之所，目的是战事结束后及时返乡。比如同治十一年夏，陕北战争渐次平息，据延榆绥道成定康等禀报：“近来回籍难民开垦荒地渐多，今年雨旸应候，秋收可望丰稔，穷民藉资接济……”^[317]显然，延榆一带战后返乡的逃难小民，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从边外蒙古地方迁回的。

从逃向上看，渡河逃往山西者，大多佣工度日，勉强糊口。而逃往蒙古者，大多衣食无着，相当凄惨。同治八年秋，提督张曜进兵宁夏，据其所见，“自沙托海至宁夏以觜山内外交界，沿途屡遭焚掠，一片荒凉，内地间有汉民，皆匿于炭井煤窰，以避贼扰，闻官兵进边，纷纷出现，鸠形鹄面，饥病交加，哭诉受害情形，惨不忍闻”^[318]。由此也可看出，战时普通小民的省际迁徙，与拥有较多资本和社会关系的士绅、商贾及乡村强人的省际迁徙有较大不同，后者大多有较强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一般会迁往不但安全而且可以谋生的处所。而前者，则大多没有计划性，大都是在裹挟下的盲目迁徙。即使因为原居住地靠近边界等偶然因素，勉强越界逃至安全地带，但最终可以活命并安全返乡者亦相当有限。如合水县城，同治战时“人民逃尽，止余空城。八年夏……多方召集，城内止有二三十家”^[319]，曾经繁华的县城，战后多方召集，才不过二三十家，最多一百余人。而乡城人口之凋敝，不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