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山西与内蒙主要迁入地:省际人口迁徙优势

山西与内蒙主要迁入地:省际人口迁徙优势

时间:2023-07-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省际人口迁徙的主要迁入地是山西和内蒙两个省区。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同治战时西北人口远徙避祸主要前往山西,就成为最自然的选择。除了贸易往来,经由大庆关的商路,也是关中平原与晋西南地区人员往来的主要通道。所言虽有夸大之词,但毫无疑问,战争期间,关中地区的确有大量人口避居山西。而这批人口东徙入晋,大部分都是经由大庆关渡河。

山西与内蒙主要迁入地:省际人口迁徙优势

省际人口迁徙的主要迁入地是山西和内蒙两个省区。战时难民这种远徙方向的选择,与晋陕、蒙陕之间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有关,尤其与省区间的历史渊源、交通状况以及战争态势等,都有极强的关系。

(一)山西省

陕西东部,隔河与山西相望,两省地域毗邻,自古以来商贸及人员往来频繁。实际上,自先秦以来,基于长期共同的历史渊源、交通往来、政区建置、人口迁移以及由之衍生而出的文化共同性等多种复杂的因素,晋陕之间,逐渐结成了真实的难以分割的地域共同体,在全国政治地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11]。入清以后,随着北边军事威胁的解除,山陕之间的商贸及人员往来变得更为频繁。陕西所产粮食、棉花等商品大量运往山西,而山西的盐、煤、铁等货物又大量运销陕西,彼此之间的商品互补性极强。同时,大量商人往来于山陕之间从事贸易活动,而数量更多的小民亦往来其间,佣工谋生。除了商贸往来,两地民间长期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使得彼此的社会关系网络错杂交织在一起。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同治战时西北人口远徙避祸主要前往山西,就成为最自然的选择。清代北方商贸发展迅速,山陕之间主要的交通路线,除了传统的汴洛至潼关大道外,又有大庆关及渭河水运两条支路日益活跃和兴盛起来[212]。大庆关路从西安、三原或泾阳出发,沿渭北东行,过大荔、朝邑,又东行约十里至大庆关,渡河入晋。这条道路是连接陕省渭北农业发达区与晋省西南盐铁及煤炭主产区的捷径,来往贸易数量极大。咸丰八年,官府在全陕商业发达地区设17个厘金局征税,其中设于朝邑县城东南里许的大庆关局,在宣统元年的收税金额中,排名第五[213]。其贸易之繁盛,由此可管窥一斑。

除了贸易往来,经由大庆关的商路,也是关中平原与晋西南地区人员往来的主要通道。黄河出龙门以后,平川广阔,没有阻拦,河道陡然变宽。尤其大庆关一带,河水流速缓慢,河中淤沙成滩,极易渡河[214]。因为控扼山陕交通咽喉,陕人自己将大庆关与潼关、龙驹寨并称陕西“三关”[215]。对于关中避难的小民来讲,大庆关是前往山西的最理想通道。

同治元年七月初直隶提督成明带一千京兵由山西入陕西进剿回军,渡河之处即是大庆关。到对岸后,成明“先赴朝邑,次至同郡城东之八里铺东方扼要驻札,查该处房屋均被回匪焚烧,居民逃徙大半,其情甚惨……回匪均在洛河迤西,近日并未过河,现在逃难百姓间有回家者,较之数日前途中稍觉安静。臣遂由八里铺撤队回驻朝邑县”[216]。从成明所奏来看,此时回军还没有攻至黄河岸边,但关中小民已经开始从大庆关渡河逃往山西,以避战火。其中很多是在陕活动的山西人,亦逃徙回家。如前所述东府流传“回不杀朝”之谣,战时大量小民逃至朝邑避难,及后回军杀到此处,又仓皇东徙渡河逃往山西之情,其渡河之处,亦即为大庆关。据朝邑县知县托克绅称,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过河回家的山西人[217]。山西地方志中亦有相关记载,比如《临晋县志》就称“同治元年陕回滋事,邑人在陕者尽行逃归,设立民团,沿河防堵”[218]

陕西巡抚刘蓉称,同治战时,“西、同、凤各属富户多半迁居山西蒲、解、平阳各府”[219]。所言虽有夸大之词,但毫无疑问,战争期间,关中地区的确有大量人口避居山西。其中,可能也包括部分在陕西经商贸易或以做佣工为生的山西人。而这批人口东徙入晋,大部分都是经由大庆关渡河。

大庆关之外,延川县东的延水关、清水关以及绥德东的吴堡渡口等,均处于交通要道之上,亦皆为晋陕交通咽喉,商贸人员往来频繁。其中延水、清水两关陆路西经延川县可达延安府,连接西安北上直达榆林的大道。往东渡河,对岸即为山西永和关。延水与永和两关相距之近,不但可以相互目视,甚至鸡犬之声皆可相闻,故民间有“延水击鼓,永和升堂”之谣[220]。由吴堡往西就是绥德州城,亦连通北上直达榆林的大道。往东渡河,即为号称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碛口镇。由此往东,经永宁、汾州,可达太原。

实际上,山陕之间可以渡河往来者,远不止以上这几处,同治元年冬山西巡抚英桂奏称,“晋省西路州县多与延榆绥接壤,请先派兵设防……臣查汾州府属之军铺、碛口两渡口,为由陕入晋门户,保德州及所属之河曲县,平阳府之吉州等处渡口从多,均系陕回往来熟径,在在须防”[221]。军铺即宁乡县之军铺湾,在县城西北130里黄河边,是宁乡县在永宁州内的一块飞地[222]。在同治四年七月底护理山西巡抚王榕吉的奏报中,山西的要隘渡口更多,“晋省西路边防又形吃重,如蒲州府属之荣河、临晋、永济等县,绛州所属之河津与陕西之韩城、郃阳、朝邑均只一河之隔……先赴西路,次赴南路,斟酌缓急,相机筹办,惟全省沿边周围三千五百余里,著名要隘大小五十六处,著名渡口大小六十三处,通计防兵不及一万”[223]。王榕吉所奏关渡太多,兵力不敷,防御严峻,目的为向朝廷讨要兵饷。且其所称关隘渡口,为全省之数,非仅晋陕边界,但晋陕之间,不论是河口镇至禹门口晋陕峡谷段,还是禹门口以下到潼关的黄土坮塬段,均津渡繁多,防不胜防,也是事实。(www.daowen.com)

(二)内蒙古

河曲以上黄河北流晋蒙之间,陕西边界则沿长城西行与内蒙接壤。自此往西,整个西北地区与内蒙交界之处,除宁夏北部及西部小块地区毗邻黄河外,其他尽以长城为界。清代版图外扩,以蒙古为屏藩,故昔日九边之险,不再设防。禁令逐渐松弛,长城亦慢慢废弃。及至清中期,昔日长城万里之险,已沦为荒壁土墙,单骑独行,即可穿越,巡察尤难[224]。西北小民,由此大批越界迁往蒙古地方,进行垦种。及至乾隆,其人数已相当多,以至于清廷不得不设牌头总甲,专司举报“种地民人内,有欠地租,并犯偷窃等事,及来历不明之人”[225]。神木县则定立秋巡制度,“每年秋后,神木理事司员、理事同知间年一次,出口查巡,其中造送牛犋伙盘册籍”[226],以此防止越界耕种,强化对口外蒙汉杂处地段的管理。

而西北长城边界的道路,亦在这种人口迁徙的背景下,逐渐开辟出来。以陕省为例,入清以后,榆林长城以北开辟了通往神木、定边、宁夏及鄂尔多斯草原上各旗的通道,本地人习惯称之为“草路”,也称马路。其中较大的有5条,故有五马路之说,比如榆林经乌审旗城到定边的路称四马路,从乌审旗到鄂托克旗的称三马路[227]。榆通神木的草路,从神木出发,沿明长城外线,西经今西沟、黄土庙、采免沟、大保等处到达榆林。榆林城通乌审旗城川至定边的草路,当地人称之为四马路。榆林城经乌审旗至鄂托克旗的草路,即三马路。神木县的交通也极其发达,不但有大道前往内地榆林、府谷、太原等处,还有沿窟野河西岸,北经红柳林毛驴滩等处,经由扎萨克旗,通往伊克昭盟各旗的大道[228]。这条向北深入蒙古的草原之路,驼队边客络绎不绝,是清代陕北与蒙古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的主要通道。

越界小民,自晋省往西,陕西、甘肃,凡与蒙古交界处皆有。除了耕种土地,经商贸易及从事畜牧者亦有相当比重,因为往来频繁,诚实守信,他们中很多人都有赊销或寄牧的经历。比如神木一带有专与蒙古交易的“边行”商人,俗称“边客”,“携带茶烟布匹出口贩卖,其蒙古驮运盐碱进口,税与其家,谓之主道。……主道将盐倾卸,或结堆,或量石,照时价给与,蒙古得价后旋即折回,从无守候之累”[229]。陕西靖边县小民“多租耕边外伙盘地,世业其业,而腹地各乡村牛马寄牧,茶盐乳棞酥互市络绎,了无猜忌”[230]。而地近阿拉善的甘肃永昌小民亦有不少从事此种寄牧者[231]。有学者认为,蒙汉之间因为这种经常性的联系,最终发展成为个人交情,成为特定时期移民社会的关系调节物[232]。一方面,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笔者认为,这种建立在个人交情基础上的赊销或寄牧,实际上是内地与蒙地在入清以来边禁松弛之后,民间人员及商贸往来日益频繁这样一种现实状态的集中体现;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蒙地人口在这种频繁交往过程中对于汉地那种遥远异乡的陌生感逐渐消失,并日渐熟悉的集中体现。

总之,入清以来,随着北方疆域外扩,军事威胁解除,西北小民频繁往来于内地与蒙古之间,进行农耕垦荒、牧放牲畜以及经商贸易。而这种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使得战争来临之时,西北大量小民远徙长城以北内蒙地带,成为最自然的选择。

西北难民入蒙古,陕北多走榆林草原之路,甘肃则以宁夏西北出磴口、宝丰一线为主要途径。在蒙古居留之所,又以归绥、包头为总汇。这两处皆土沃民丰,商民辐辏,同时亦为战时清军粮米饷银及一切军需物资重要的运输通道和集散地,为口外精华之所。人口远徙,除了能力,还要依赖自己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对于远方未知世界的了解程度。归绥、包头诸地,“民户均系寄居商贾居多,往往家属户口仍居籍”[233],而这些商贾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陕甘者,其家属仍居原籍者。对于这部分原籍家属及其周边小民,逃难选择归绥、包头等这些有熟人的地方是情理之中的事。西北小民逃往蒙古者,虽然不可能全至于此,但却是逃蒙难民想象中的最终避难处所。

官私文献中有大量小民逃往这两处居聚的记载,如据山西巡抚赵长龄奏称,“河流绵亘长,迤北地势尤形辽阔,归绥等处均与甘蒙接壤,近闻时有西域回民或假办客商,或口称避难,结队过渡,或由蒙古乌兰察布地面经过,或由河路至三公旗地界乘隙登岸,有在包头附近村庄寄住者,有由包头镇绕越后山前赴归化者……包头镇系属腹地要路,西通宁夏,人烟稠密,年来回汉商民沓来纷至”[234]。绥远将军福兴泰亦称,战争爆发后,“西路回民来包头者较前更多”[235]。在小民逃往边外蒙古等处的案例中,方志有更为生动鲜活的记载,比如宁夏灵州红城水的施贵,“同治回乱城陷,母曰我老,汝可携妻速逃,免斩吾祀,其妻乔氏曰可速负母逃,吾不累也,自刎,贵遂负母逃至归化城,事平始旋里”[236]。该条记载主要褒扬施贵及其妻子的孝行,宁夏赴归绥,远至一千数百里,施贵可以负母逃往,大概有些财力和能力。城破时婆媳二人互相把生存的机会让给对方,其真实情形如何已不可知。但是,后世读者从极其有限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在城破逃命的情况下,无法逃脱的小民只能无奈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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