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省际人口的迁徙，与更小空间尺度的人口迁徙一样，基本以就近原则为主。对大多数的难民来讲，一般都是迁往最邻近的省份。所以，关中东部的小民多渡过黄河迁往毗邻的山西、河南等省。关中西部的小民多翻山越岭迁往毗邻的甘肃、四川等省。陕南小民则往往顺水而下逃往湖北，或翻越大巴山迁往四川。陕北的小民则渡河迁往山西、内蒙等处。宁夏、平庆等甘肃东部的难民多逃往内蒙、陕西等省。河西走廊的小民则多迁往内蒙、新疆等省区。而甘南、河湟等处的难民逃至番地的人数亦是不少。如果仅就迁入地的人口数量而言，则以山西、内蒙为最，四川、湖北次之，而河南、新疆再次之，其他各省多为零星分布。战时难民的这种流动方向与聚集趋势，与整个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直接关系。

从自然环境看，整个西北地区，基本上以大河、高山、沙漠以及高原等地形地貌与周边区域分割开来，是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自东部渭水入河处往北，沿逆时针方向看：首先，陕省的东部、北部以及甘肃东北部的宁灵诸地，隔黄河与山西西部、内蒙相伊克昭蒙接壤。往西，自甘肃中北部的甘、凉、肃诸府地方一直到新疆北部，外接阿拉善与额济纳及乌里雅苏台之扎萨克、科布多诸部，以龙首山、合黎山、长城、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等为界，接壤之处为农牧交错地带，重山阻隔之外，又多沙漠逼近，自然环境与西北相差较多。而北疆及河西走廊的南缘，前有天山，后有祁连，重重阻隔，万难逾越。往西南，河湟以外，巩、阶之属，地接青海及川北等处，概皆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属于高寒之区。关中往南，先有秦岭，再有米仓、大巴以及伏牛等山，皆横向分布，亦是重重阻隔，翻越不易。

从人文环境看，自东部逆时针方向，西北地区分别与山西、内蒙、乌里雅苏台、俄罗斯、西藏、青海、四川、河南等省区接壤。自汉唐以来，夹于蒙古游牧区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之间，从关中平原往西，经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天山北麓的狭长地带，是汉地农耕区往西北的延伸段。处在这样一个狭长地带两边的广阔区域，生产、生活方式与内地迥异，内地农耕人口要想迁入不太容易。比如西北方向的乌里雅苏台蒙古诸部，一交秋深，天寒地冻，水草缺乏，而且口外蒙古台站道途荒远，人烟稀少。即使清军正规军队行进，都需要“熟悉情形之蒙古向导指引前进，俾不至迷失路径”^[176]，至于一般逃难小民，根本无法深入。

而天山以南回疆地区，是典型的沙漠绿洲农业，自乾隆中期纳入中央政府管控以来，内地甘肃、山西、陕西三省，甚至东南江浙等省商民首先进入贸易，道光十一年平定张格尔叛乱后，清廷开始在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实行屯田戍边，招募内地小民前来认垦，此后更是取消商民携眷禁令，于是大批内地人口前来耕种、贸易、定居^[177]，这其中也有不少是早期移居北疆的内地人^[178]。道光末年的一份统计显示，仅喀什噶尔一地经官方注册的内地商民已达两千人^[179]。及至光绪初年，“在彼耕种经商”的内地人已增加至五六千^[180]。考虑到道光以来，北疆小民往南疆迁徙的成例，估计其中应该有部分是战争期间由北疆迁来的逃难小民。但总体而言，相对内地，整个南疆地区，路途遥远，穷极天目，同治年间，内地难民可以远徙至此者，少之又少。及至战争结束，相对于维吾尔人，南疆的内地人口仍然很少，所占比例极低。(www.daowen.com)

再往西南方向，与西北地区接壤的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其地高寒，多为番属。史料中有部分西北人口在同治战时避难到此的记载，比如河州北乡的木匠王海珠，战时“负母赴贵德，西番有高僧见之以为孝，厚遇之”。又河州人赵忠，“同治间回乱奉父入番，侍养未尝少离，后归里，父子俱享大年”。王仲国亦是河州人，堡子陷落后，“恐伤母，以金伪降，乘间窃负而逃，由北川绕道赴西番，卒全其母，乱平仍负母归里”。通过这些因为孝行卓著而有幸被记于志书之中的逃难者，大概可以推测，迁入西南番地而未被记载的逃难者应该更多。但总体而言，高原苦寒，对于内地小民来讲，在番地短期生活，对身体素质已是巨大考验，更难奢想久住与农耕。因此，战时迁入这些地区的人口亦相当有限。

19世纪中期后，帝国最西部的边界，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形式逐步固定下来，原来那种传统的缓冲带式的模糊边界逐渐被现代国家共同遵守的明确、清晰的线条状边界所取代。在这种状态下，整个西北地区的西部边界由开放转为封闭。而过去那种曾经在蒙古草原上长期存在的横贯欧亚大陆的长距离人口迁徙运动，也止步于国境线以内。从白彦虎带领残余部队撤入俄境的艰苦行程及之后中俄间的反复交涉^[181]来看，一般小民想越过边境线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种状况下，整个西北地区像一个向东南张开的口袋，其西北部、西部以及西南部，基本上都是封闭的状态。对于区域人口外迁来讲，西北地区虽然四围皆与他处相连接，但实际可以外迁的路径和区域相当有限。只有东北部、东部及东南部相邻省份和区域，才是战时可能逃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