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徙避祸首先要有主观的意愿，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实力。没有远徙的意愿，就没有远徙的行动。而远徙的实力，则至少包括一定的财力、体力和物力，也包括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可靠的信息来源。没有足够的实力，既无法远徙，也没有正确的方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小民来讲，虽有逃跑的意愿，但缺乏远徙的能力。从村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徙分析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绝大多数的迁徙行为，几乎都是盲目的、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的布朗运动。

相比较而言，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群体则拥有更多能力、社会关系和信息，足以支持他们远徙避难。比如渭南孝义镇的严树森，道光举人，历任武昌知府、湖北按察使、河南巡抚等职，同治战争爆发时，位居湖北巡抚一职^[156]。回军攻入孝义时，烧了严家的房子，但他的母亲和账房则提前逃到了湖北^[157]。三秦名士贺瑞麟，是关中理学的领袖人物，学宗朱熹，书法亦颇具盛名，晚年于泾阳之清凉原清麓精舍讲学，后奉旨加国子监学正及五品衔^[158]。贺氏是战争亲历者，他本人一度逃难到山西绛州，战后返乡^[159]。又如蒲城县人王益谦，道光中曾补永安县，历署蚶江、永春、侯官、政和、将乐等邑，再任崇安，最后升汀州同知，后加按察使衔。“至仕后，避回匪乱，居山西之运城。”^[160]

不过，战争期间，也有相当一部分地方精英往往把留守本地、筑堡练团当成是既可保家安命，又可效力朝廷，抑或又能实现些许政治抱负的重要机会。战乱来时，正好可以施展拳脚，自认为可以有一番作为，因此，从一开始就没有远徙的意愿。即使最后被逼无奈，不得不逃，也往往把区域内部的越级迁徙，而非完全远离战场，作为逃生的主要方向。这种逃生方向的选择，之所以是内聚性的而非外延式的，可能与这场战争的特殊性有关。同治西北战争虽然祸起睚眦细故，实则积怨日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反复强调，剿抚原则，只分良莠，不问汉回。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带有极深的族群割裂的烙印。而随着战争的推进，几乎所有人都主动或被动地贴上了这种族群的标签，进而，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战争的漩涡而无法自拔；另外，可能也与士绅群体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信息来源有关。在传统政区化的地域空间里，除了生活在政区边缘地带的人们，其他大部分人的空间认知与空间归属都是纵向的，而非横向的。对于地方精英阶层中的士绅群体来说，他们可以获取的社会资源大都是沿着行政的层级自上而下分配的，而由此获得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息来源也都是垂直分布的。

从另一个视角看，这种内聚性的迁徙方式也表明，对于士绅这样一个地方精英群体而言，战时远徙避祸的成功能否，虽与实力，尤其是财力有关，但更多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县域空间尺度的人口迁徙的分析表明，处于战争区域那些核心聚落，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乡间堡寨，其安全性仅仅停留在心理层面。因此，这种内聚式的迁徙，往往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

相对于士绅群体，地方精英中的大户财东、富贾巨商及相关人员，因为活动范围是商业化的而且非行政化的地理空间，拥有更多的横向社会关系和信息渠道，因此，可以获得较多远徙避祸的机会。明清以来，陕西商人实力雄厚，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在西北盐、茶、大布及皮毛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以陕西会馆为例，四川、北京、甘肃、河南等十余省均有分布^[161]。这些散布各省的陕籍商人，还雇用大量的本籍经理、账房和雇工。这些人常年往来于陕省与经商地之间，具有较多的外出机会和旅行经历，战时最易远徙逃生。比如大荔县西部的汉人，回汉交兵时，“有钱的逃山西，没钱的逃澄县”^[162]。史料中还可以找到更多相关的案例，比如原渭南县原政协副主席姜伯范的祖母，战争爆发后，起初逃至蒲城、韩城，以后又逃宜君，最后绕道远逃陕南洵阳双河口，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祖父长年在此做生意^[163]。洵阳虽未出省，但地处鄂陕交界处，自双河口沿水路经汉水可直达湖北。且境内复冈叠嶂，四面阻山，中界汉水^[164]，同治年间基本未受侵扰。此处也是同治年间陕西难民逃往湖北的重要通道。

方志中还有大量烈女、孝义、贞节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不少是本地妇女远徙避祸的记载。方志作为地方精英群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宣扬的是这样一个群体认同的普世价值，记载的也都是符合并能代表这样一个群体的道德判断标准的人物和事迹。其中很多的人物，虽然家庭背景等信息都语焉不详，但实际上，作为家庭妇女能被记入方志，并能在有限篇幅中记录姓名加以旌表和褒扬者，其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即贵。比如蒲城县米逢元之妻张氏，“回匪之乱，避难湖广。夫与堂兄相继卒，时年二十五，遗孤尚幼，值岁饥，茹苦含辛，矢志不渝。越数年，携子亲，负骸骨，跋涉数百里，归葬先坟。丁丑之饥，令子掩埋野殍数十人”^[165]。一个柔弱女子，如无足够资财，单身一人当然不可能携子亲，负骸骨，跋涉数百里安全返乡。大荔县高氏的事迹更为典型，志书称其为“八女井布理问李树本妾，年二十一，树本卒，一子春源，仅四岁，氏哀痛欲绝，含泣抚孤。壬戌回乱，将避居河东，虑乡邻流离苦难，嘱春源按家佽助，人咸德之”^[166]。其实，八女井李氏一家是大荔望族，自明代以来就是富户，一族之内即有四大堂号，商号中“万顺德”“万顺贵”等都极有名，经营湖北大布的同时也开钱庄孳息，家资亿万。同治年间，仅被多隆阿盗掘的窖银就多达百万^[167]。方志中大量此类信息，虽然不能一一辨别是否属于富贾巨商远徙的案例，但已有案例至少说明，整个战争期间，地方精英中的大户财东、富贾巨商及相关人员，远徙避难者人数不少。

除了士绅、富商阶层，乡村中的能人与强人，也是地方精英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人虽然社会关系网络不够发达，信息不够灵通，财力亦不足恃，但他们精明能干，体力强健，又有胆识，或有一技之长，足以谋生持家。整个战乱时期，成功远徙避难的人数可能更多。甘肃豫旺堡的田得久，城陷后负母逃于山西，志书称其“佣工奉养，后旋里”^[168]。兵荒之年，能够携母远行，且靠一己之力做工，养活全家，战后又安全返回，想必为身体强健且有一技之长之人。大荔拜家村耆老拜锡麟的伯父拜兴兰，年少而力强，战事之初，持矛与回军对仗，后因“回回兵马很多，自己撑不住了，才跑往山西的赵村”^[169]。看来亦非平庸之辈。

大荔县阳村石肇基的三位祖父当年也曾携手远徙到山西永济避难，他们的经历在避祸远行的乡村强人逃难者中更具代表性。据石肇基讲，“同治元年五月初一日，回回由大荔县的西大村烧杀到阳村，当时回回宣言不烧朝邑，所以村里人都逃入朝邑县。但到六月初一日，又烧杀到朝邑县了，一直烧到黄河边上。我家祖先逃到朝邑的仁义村。后来听说回回杀来了，又东逃至三河口。六月初一日，回兵追来，全家人在船上生活了五日。以后，不能回来，便逃往山西永济县的可河镇了。直到同治二年五月，回回退了，我家才渡河返回陕西，暂居于华阴县的南洛村，距阳村十里，当时所以不回阳村，是因为怕回回再来，而且当时的阳村已经成为一片瓦砾滩了”^[170]。

从这段讲述来看，当年石肇基三位祖父逃难的经历亦如大部分的小民，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原本并无长远打算。回兵从西来，他们就往东逃，盛传回族不杀朝邑，他们就在朝邑停留观看形势。等回兵杀至朝邑后，又继续匆匆往东逃至渭水入河处的三河口。回兵追至河边，他们又逃于船上苦熬数日，最后万般无奈之下，才逃至山西省的蒲州府永济县。

比较幸运的是，每次他们总能赶在危险来临之前顺利逃脱，并最终得活。返乡之后，兄弟三人雇募画工，将他们颠沛流离的逃难经历绘成《苦节图》，以为后世子孙所铭记。《苦节图》原本为秦腔传统名篇，又名《白玉楼》，主要讲述书生张彦之妻白玉楼遭人陷害，被夫休妻后，矢志不渝，苦守贞节，历尽千难万险，最后又与张彦破镜重圆的故事^[171]。借用此名，大概喻意逃难的艰辛与最终活命的喜悦。当年马长寿先生调查时曾亲眼目睹过这两幅图，并拍了照片，可惜正式出版的调查记录中没有收录，后世的读者也无法一观其详，但通过简短的文字介绍，我们仍能管窥一斑，从中获取一些石氏兄弟当年艰苦逃难的细节。

《苦节图》共两大幅，每幅长九尺九寸，宽五尺二寸。每幅之内，有六幅小图，分为两行，每行三幅。两大幅共包括小图十二幅，其形制有点类似于现代的连环画。这些图由当时阳村绘匠王坤山（名金锁）所画。两幅均有人题词，但词句鄙俚，字体不雅，与绘工不相称。内容亦无太多可取之处，故不转录。现将所画内容逐一转抄如下：

第一大幅：

第一图，是述在同治元年五月一日，回兵来村焚毁房屋，石氏兄弟三人武装与回兵斗争。

第二图，是述六月一日全家由仁义村迁到三河口。(www.daowen.com)

第三图，是述石老三（名生之）腰上挎刀到落凤村讨债，路上遇到回兵逃命。第四图，是述全家搬到渡黄河的船上。

第五图，是述正在渡黄河。

第六图，是述刚渡过河，回兵从后面追来。

第二大幅：

第一图，是述石氏兄弟到永济后，以贩硷为生。

第二图，是述兄弟二人，一人生病，相偕以运粮为生。第三图，是述全家从山西永济迁回，在路上的情况。

第四图，是述回到陕西后，渡渭河，人多争船，兄弟三人，老二拉老三上岸，幸免于难。

第五图，是述家人男女拾野麦充饥。

第六图，是述村人到羌白镇官仓领粮，途中为官兵盘查。

通观整幅画作，虽为钱氏募人所作，中间或有自我溢美，但总体还是比较写实的，可信度较高。不但三兄弟整个逃难返乡的经历都简明扼要地勾勒了出来，从中也可以获知不少当年战争的细节。比如第一幅第一图三人武装抗回，第三图石老三单人持刀到落凤村讨债，都说明石氏兄弟不似一般懦弱小民，胆怯无能，见兵即望风而逃，还是相当有胆识的。三河口地方，是由陕入晋的重要渡口，三人避居期间，民间有“天不灭曹，回不杀朝”之谣，有些朝邑人准备开水，迎接回军。但回军一到，对朝邑人也是杀，一直杀到黄河岸上^[172]。当时前有大河，后有追兵，逃难之人想必汹汹，争船活命。在这种情况下，石氏全家老幼都得以上船，除了三兄弟精明强悍外，恐怕还是有一定财力的。

第二幅中，三兄弟在山西永济贩硷运粮，百计苦持，也显示了他们团结、坚韧、吃苦以及强悍的一面。清代优质土碱（硷）主要产于察哈尔的正蓝、镶白等旗境内，以张家口为进口总汇^[173]，“内地染局、面铺用之”^[174]。土碱与食盐一样，为生活所必备，亦为政府所垄断^[175]，税重利高，故多有冒死贩私者。碱为重货，运输不易，非青壮难以承担。不管是否冒险贩私，钱氏兄弟能够以此谋生，至少可以看出他们相当强悍有力。第二图，兄弟一人生病，另外两人改为贩粮糊口。第四图返乡渡河时，难民争船抢渡，相当形象，此时已无追兵，渡河仍然如此不易，显系人众船少之故，但也能体验当初从陕西逃入山西时之不易。第五、六图展示了返乡后粮食短缺及官府赈济的场景。

从整幅画来看，钱氏兄弟是典型的乡村强人的形象，石家虽不富裕，但人丁兴旺，兄弟三人，均年富力强，颇有胆略，且团结一心，相互扶持，辗转多地，锲而不舍，永不放弃，这大概是他们最终逃难成功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战时真正可以远徙避祸的人群无外乎以下三类：一、拥有政治资本和丰富社会关系网络的士绅阶层；二、拥有较多财富资本和远行经历的财东、富商阶层；三、拥有极强体力和胆识的乡村强人和拥有一定生存技能的能人。除此之外，其他小民，即使被裹挟跟随一起逃亡，最后可以活命并成功返乡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