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应该逃往那些数量庞大、离家较近、可达性较好的乡村堡寨，还是逃入那些数量虽少、但建有高大城墙、安全性更高的治所城市，抑或是越级逃往安全性更高的府城或会城呢？不同阶层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讲，既没有出逃的资本，也缺乏出逃的信息，因此，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就近而不越级是逃命的基本准则，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临潼马坊堡在城北五里，打仗的消息传来以后，一部分藏在堡后地窖里，一部分逃到县城^[127]。小民之中，个别有远行经历，并且孔武有力的乡村强人或有一定技艺的乡村能人，则可能会有一线外逃的生机。比如咸阳刘家沟耆老刘长福的祖父和父亲，当年战争期间，就因为做泥水匠，长年在各处揽活，消息灵通，可以养家糊口，最终得以逃跑至会城西安而活命^[128]。对于少数拥有一定资财的乡村富有群体来讲，有更多的活命机会。大荔县阳村的画匠钱希凤当年曾携家逃难，其经历也很有代表性。钱氏兄弟三人，皆非守土平庸之辈。他的两个兄长长年在外经商，只有他自己留在家中，以绘画为生，据说三原县贺瑞麟曾约他去绘画，但他没有去，看来在同州府一带还是相当有名气的。因此，虽非富商巨贾，但收入也相当不错，在阳杨这样一个逾千户的关中大村中，是三家最富的人家之一。同治战时，钱家中有老幼妇女四人，小孩二人，共六口。“同治元年五月初，回回杀到村里，祖父偕同家人出走。先过敷水镇，往华阴的洪镇去，后来听说回兵攻破龙凤山（在华县），又负母携幼，同他的姨父（亦是岳父）迁居鹿泉村的龙王庙。”^[129]敷水镇即今陕西华阴市西15千米敷水镇，在大荔城南约30千米处，是关中著名的物资集散地。洪镇、龙凤山具体位置待考，鹿泉村即今华阴市桃下镇鹿泉村，在敷水镇东约13千米处。从钱希凤一家行程来看，初意从华州一带沿大道往西朝临潼西安一带跑。后听说回兵攻破华州龙凤山，乃调头往东，避难于华阴的鹿泉村一带。最终全家得活，返乡后，钱希凤还根据自己逃难的经历，画了两幅画，名“赴洪镇图”，以使后世的子孙纪念。

对于更富有的阶层来讲，如果提早预防，妥善筹谋，基本可以做到从容避祸迁徙。同治元年八月以前，东府战事已酣，西府尚未受到波及^[130]，此时小民多居乡间，未知大祸将至。而府属殷商富贾却已早早举家迁居岐城，避灾躲祸^[131]。亦有部分“川客家”，因常年往返川陕之间贸易经商，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最终得以举家迁往蜀地而活命。三原县耆老王玉卿先生祖母当年逃难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王家原居城东四十里之大程乡^[132]，家资颇富，城内亦有房产。战争初起之时，其祖母尚无逃避之意，后听风声日紧，先在窖子里藏躲，后带几个孩子住在越里^[133]。战后西北各方志的忠义传、义行传及孝义传，以及其他官私文献中，有大量自愿出资修堡筑寨、捐饷守城的记载。显然，对这部分人来讲，究竟是避居于堡寨，躲进县城，还是越级迁往更高等级的治所城市，很大程度上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相对于乡村中的地主、商贾等富有群体，少数拥有政治资本的士绅们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逃生机会，并且越级逃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狄道岁贡赵效孔，奉母携弟避居省城兰州；河州庠生善佩珩，亦负母避难会城，战后均得活命^[134]。盩厔县东乡阿岔村有致仕名苏鼎者，同治初避居城内，因先前居官川省时，勤政爱民，断狱清明，被蓝大顺放出城外，而得活命^[135]。三秦名士郑士范，业有专攻，亦颇有政声。战争起时，驱车携眷入城避乱，途中遇有回军数十骑，知是郑解元，皆夹道而立，“郑在车上仍语以‘莫杀人’，众皆唯唯”^[136]。最后竟得从容而行。浙江会稽人顾寿桢的经历更有代表性，同治初西北战争爆发时顾氏正客居鄠县城内，他与张源沏等人积极制械募勇，立团备守。后深感县城安全堪虞，遂举家迁至省城，并在巡抚衙门谋得一个负责军需善后事宜的职差^[137]。

地方精英群体认为，筑堡练团即可保家安命，还能为朝廷效力，抑或可以实现些许政治抱负。而村野之民则深信堡寨比一般乡村聚落更安全，可以保全财产、性命。正是基于这样的普遍共识，大量旧有堡寨得到修葺，也有大量新的堡寨被修筑起来。整个战争期间，堡寨实际上成了团练这一官军与回军之外的第三支重要武装力量的主要地理依托。战争来临时，乡居人口大都麇集于堡寨之中，趋之若鹜，而不知远行避祸。同时，作为团练依托的堡寨把枢纽型治所城市与散点型的乡村聚落串联起来，成为战时官方防卫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所有躲避其间、只求自保的小民，都在地方团练的怂恿和裹挟下，在君臣正统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洗脑和误导下，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战争的泥潭，有的死于非命，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堡寨所处地方多交通要冲，战略位置重要，利害攸关，为战守之利，参战各方往往反复争夺。同时，人聚之处，亦是财聚之处，为抢夺粮饷、兵马等战略资源，各方攻伐亦极其惨烈。回军与团练、官军在长安县属六村堡的争夺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六村堡又名六姓堡，位于省城西北二十里处，财赋充足，墙厚壕宽，足资拒守，为附近第一大堡，亦为民团重要根据地^[138]。该堡与西安呼应，成掎角之势，又当苏家沟南渡要冲，正卡在渭南孙玉宝回部与渭北回军联络的咽喉之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六村堡的北、西两边依汉故城旧墙修筑，东、南两边则用门板搭成高台。堡内又有抬枪四支，土枪若干，在当时属于比较上等的武器。因此，易守难攻，附近小民前往避难者相当多。亦有传闻西安城内官员因担心城内外回族里应外合，多送家眷于此堡避难^[139]。因此，双方都势在必得，争夺极其激烈，打斗亦极其残酷。

同治元年六月，苏家沟及东府等处诸回族万余蜂至，开始围攻六村堡。回军竖云梯、挖地道，百计皆施，而团众则持火器凭墙固守，双方鏖战，相持数昼夜。及堡内火药告罄，守堡者乃先丢金银以利诱，继扔砖石，后竟以开水沸汤下泼以拒之^[140]。其间，固原提督马德昭两次领兵驰援，均大败。潼关协领图克唐阿战死，兵勇数千亦被回军直追至西南城角下^[141]。至此，六村堡弹尽援绝，六月二十五日午后，堡被攻破。堡民及四周逃难之人数万，除极少数乘间潜出村者外，余皆被屠^[142]。直至光绪初年，殉难者尸骨才被收集掩埋于村东南角外，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大祭^[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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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战后被焚毁的巨村八女井

（资料来源：马长寿主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书前附图）

贾村塬在宝鸡县北面，塬南北横阔四十里，东西直长九十里，高险可恃，为凤郡屏蔽，亦是重要的产粮区。回族起事以后，凤翔士绅富贾有很多徙居塬上，囤积了大量的军械粮饷，以备战守。为抢夺这批战略物资，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回军伪装成畜贩攻入塬内，杀掠一空。史载塬上烽火蔽天，半月不息^[144]。淳化谷口镇古名金锁关，处于泾、淳咽喉之区，战略位置亦极其重要。城坚壕深，又有两县民团把守，附近小民来此避难者，道路如蚁，城中肩摩股击，人口甚多。同治元年十二月及二年三月，先后两次被攻破。“平复后，检封谷口骸骨，除房屋焚烧，狼犬食失外，计头颅一万九千有奇。”^[145]大荔县东北刘官营同样如此，当年被攻破之后，各村男女老幼集于寨中者皆“死于同日同时，所以子孙们就以此日为‘总忌日’，到时集体祭奠死者”^[146]。

堡寨是民团的依托和根基，而团首之中，多凶暴顽劣之徒，如大荔八女村之‘李鹞子’和‘李蝎子’，皆地痞无赖，平日横行乡里，不事营生^[147]。亦有无能逞强之辈，如渭河以南成杨家有个文举杨培，平时连骑马都不会，亦跟风倡办团练，结果尚未经阵仗，自己坠马而亡。武功县武举韩采为兴平、武功两县团首，团众数千人，设兵营于咸阳西门外。咸阳知县劝其固守城池，韩以闭门不出为耻，扭毁铁锁，强行出城，结果一仗即败，死于阵前^[148]。民团之恶，时人李启讷所记尤详：

民团之设，名曰弭乱，实为乱阶。推原其由，善良者畏事，绝不与闻；习猾者喜事，争先恐后。迨致充为团练头目，吓诈乡邻，借端索求。又有无赖游民，每日支得口粮，百十为群，抢劫成风，此风一炽，天下多事矣。^[149]

民团外强中干，复恃众傲纵，胡作非为，招惹事端，往往引火上身，致使堡寨被攻伐，小民无辜受害者亦多，盩厔东乡巨堡临川寺被屠就是典型一例。该堡距县城约五十里，原有汉民一千五百余户，其中仅教师爷和会打拳的就有五六百人。又联合附近各村组织两大团练，轮流在县东境把守，不可不谓堡坚人众。同治二年正月，东府大批回军西撤，此堡为必经之路。回族深知此处教师爷众多，而村民亦知东府打斗之惨，故彼此皆不愿生事。回军自堡南平稳西行，初村中恶少讥讽惹事，经耆老调停息争。大军过毕之际，堡内复以炮击之。双方遂发生打斗，最后临川寺被踏平，本村及外村避难小民多被屠戮，事后统计，村民仅余二三百家。每逢东至日，各村被难家属，共设案焚香祭奠。后竟成为一个集市，附近十几县的百姓都来上集^[150]。

除了民团惹事，堡寨被攻伐的原因亦有个人恩怨、挟私报复者。如凤翔著名的产酒之区柳林镇，崔三年少赶马，经常到这一带，曾与柳林少年因言语不和发生殴斗，崔三势寡，受伤被辱，愤愤而归。及同治元年回族起手，攻至柳林，烧杀甚烈，百姓无辜受戮者甚众^[151]。回汉冲突引发的战争，反过来又极大地加深了族群的割裂。因此，整个战争期间，个人恩怨引发的屠村与杀戮，往往表现为族群复仇的形式。华州渭河沿岸的党家河与乔家二堡，在同治元年六月初一同时被攻破，惨遭屠村。原因是这两村有人在渭河沿岸与回军对垒，杀死回族，而遭报复^[152]。

总之，从上述攻伐案例来看，堡寨看似坚固，实则为危险汇聚之所，小民避居此间逃命，风险其实极大。实际上，整个战争期间，真正可以成功坚守并最终保全者数量有限。三原地处关中腹地，战时受害最烈，县属五百余村堡，“俱遭残破，仅存东里、菜王二堡”^[153]。其中菜王堡距城西北五里，其城甚坚，故未被攻下^[154]。其他又如关中大县盩厔，人口素称繁盛，堡寨鳞次栉比，小民多依堡自守，但自“黑河以东，惟甘沟、豆村二堡幸获保全，余俱大受蹂躏”。甘、豆二堡未曾被破的原因，是甘沟的城堡坚固，北面有河，周围还有深的城壕。豆村人多，有九百多户，防守得好^[155]。治城堡寨人口汇聚，一旦被攻破，往往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这是同治年间西北人口损失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