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活命之法，除了藏匿窖窨庙堂，远徒南、北山中之外，还有部分汉民因本与回族交好，未被加害。比如西安光大门的上堡子村，回、汉相处就很好。彼此素有往来，遇有婚丧嫁娶不仅相互送礼，亦有互认儿女干亲者。同治战时，回族放本村汉民往城内或南乡一带逃命。留村居住者，亦未加害。据村民黄生银讲，他的四爷黄天盛“当时在村内教学，回汉学生都有，他未逃，回民待他也很好。此外，像李姓汉人给马家管账，亦未逃”^[81]。从马长寿先生当年的调查笔记来看，此类情况绝非个案。战事之初，许多州县回汉之间打斗尚较克制，不少小民因此而逃过一劫。

亦有汉人主动或被动地纳粮献贡，依附回族，而终得保全。行军打仗，粮饷是第一要务。战时人口逃散，土地抛荒，粮食极其短缺，饷银亦不足。因此，除了承担徭役，小民纳粮献贡，亦或可得免。比如咸阳县皮李村有李姓汉人家资颇丰，因给回军供应粮食，不仅自家房屋未被焚掠，全村亦皆免于祸^[82]。粮食之外，凡布匹、茶马、金银等，一干可充作军饷的有价之物，亦皆为争夺的对象。回军攻城，有时亦以获取此等财物为目的。得之，“则以红布披肩而呼曰‘汉儿降矣’，谓之‘披红’。愚民则多挂红苟免”^[83]。

关中回族起事后，曾有较长时间屯驻于咸阳渭城一带，设府置县，筑城修堡，以图久持之计。这些据守之处，城墙都修得比较高大坚固。比如新冯县的县城，俗称走马城，就相当宽大，东西南三面都有土墙，曰土城；北面原上累车为垣，号木城。仓头城的规模更大，有一丈二尺高，五六尺宽，南北二里半，东西三里许^[84]。这些城垣大都是咸阳、兴平、礼县以及渭南等处的汉民修筑的^[85]。四围小民受其役使者，多得活命。(www.daowen.com)

君臣关系是传统儒家伦常关系的核心，在普通民众观念中，不论何种原因，反抗朝廷，即为匪类。而与匪为伍，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显然也是一件有可能引火上身的事情。这种判断标准，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之中，对一般民众在战争状态下的逃生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州是同治战争的起源地。战争初起之时，回军从渭北杀至渭南，营盘扎在华州的南沙村，该村汉民没有及时逃脱，全部投降，大部分没有受到伤害。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南沙村百姓仍然对当年降回情形讳莫如深^[86]。鄠县牛东村（与长安交界处）降回事件更有代表性。村民贾七率众投降孙玉宝^[87]，并自献其女为孙妻，村民遂得全活。孙玉宝西退后，村人复以其率众降回而杀之。孙娘娘出面，质问乡人其父率降，对地方有什么坏处，乡人理屈，因之为其父立碑称功^[88]。民国年间，县人段光世等编撰的县志称贾七“时以侠闻，察贼势张甚，官军不能御，乃说邻村十数里降贼，计全人命”^[89]。这一评价基本是比较正面的。通过前后不同的描述，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面对巨大的生命威胁时，升斗小民在官方正统价值体系、传统道德观念与现实的利益之间的那种纠结与反侧。战后，尽管官方以祠、庙、碑、刻以及志书等载体，不断宣示着过去的经历与“忠逆善恶”的标准^[90]，但是，民众对战争的集体记忆有他们自己的是非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