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庙宇林立，有高大围墙者亦不在少数，战时作为应急避难之所，亦有小民隐蔽其间而侥幸得活。比如临潼栎阳城南有大寺，回兵到时，就有不少汉人避难于此^[63]。泾阳城东的东城隍庙，当年也是一处避难之所，因外有一城，内有地窖，周围妇女老弱多藏身其中^[64]。亦有称回军不烧关帝庙，以其忠义之故；或称关帝显灵保某村不破，小民最终得活^[65]。诸如此类传闻，当然并不可信。战事既起，生灵涂炭，性命尚且不保，何以顾及庙堂？实际上，战火所及之处，各地庙宇建筑焚毁极其严重。比如鄠县境内主要寺观战时多被焚毁。临潼县，战后“凡庙宇暨一切祈祷之区胥成灰烬”^[66]。西安府城及咸、长两附廓县概略统计，劫余之后，所存寺观远不及战前十分之一^[67]。因此，此类处所，所谓安全保障大概多仅限于心理层面，真正打起仗来，根本不足以维持，无法保全性命。

相较于中国传统庙观庵寺，散布乡间的天主教堂，战时大多未被侵扰焚毁，乡民躲避其间而活命者众多。因此，对于小民来讲，能够成为教民、躲入教堂就可以得到庇护，生命有了安全保障。《鄠县乡土志》记载该县自兵兴以来，回族“不杀从教之人，由是从者日众”^[68]。兴平县情况极其类似，“同治元年回变作，邑人之黠者多归附天主以偷生焉”^[69]。三原县城东有武官坊天主堂，战时亦未被焚掠。其附近地方多受其益，小民虽遭劫掠，但人口损失较少。县内其他没有教堂的区域就没有这么幸运，人口损失较重。同治三原县令余庚阳有诗记曰：

劫火烧来遍四方，

四乡蹂躏各殊方。

东南地产空衰草，

西北人烟半夕阳。

判案难寻文学馆，

讽经惟有武官坊。

保余翻赖耶酥教，

惭愧儒生绾绶长。^[70](www.daowen.com)

与武官坊邻近者，还有位于高陵县城西北的通远坊。该教堂始建于康熙年间，19世纪40年代末复建（见图5-1）。在此后长达八十余年的时间内，通远坊一直是天主教陕西代牧区的主教座堂，是天主教在西北的传播中心。同治战时，通远坊及其附近5个村的小民均未被侵扰焚掠，得以保全。据陕西巡抚刘蓉奏称：

同治元年，陕省回变蜂生。渭北高陵首先煽乱，凡属汉民村庄无不焚毁，汉人男妇无不伤残。至今蔓草荒烟，几无寸椽片瓦。独该教人所居高陵通运（远）坊五村毫无凌犯，屋宇庐舍，岿然独存……由是汉民之畏死避祸者，往往投入彼教，冀获幸存。^[71]

高陵县处关中腹地，土沃民丰，地狭人稠。同治以前，回族人口众多^[72]，战时打斗相当惨烈。鄠、兴平、三原等县亦皆类似。汉民村庄多遭焚掠，唯天主教堂及附近各村教众未受波及。究其原因，刘蓉认为是天主教徒与回族“系同教之人”，亦有地方官员声称教会“暗通回匪”，始得以庇护。

伊斯兰教与天主教本非同教，两者教义、教规、教法以及在中国的传播实践都不尽相同。实际上，历史上两者曾长期视对方为异教徒，为争夺圣地耶路撒冷，甚至发生过长达两个世纪的“圣战”^[73]。将两者混为一谈，显系误读。至于“通匪”指责，亦遭到教会的断然否认，甚至惊动至政府层面。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在与恭亲王的照会中专门提及此事，认为此种污蔑之词，毋庸深辩^[74]。

图5-1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

（资料来源：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高陵县志》，第675页）

后世亦有学者认为，两教在朝廷管控下均不得舒张，一个惨遭镇压，一个长期被禁，故采取了联合策略，以各壮声势^[75]。实际上，这种观点只停留在事件的表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笔者认为，战时天主教堂及教民得以保全，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教堂武器精良，足以自保，且不主动招惹是非。回军武器较差，所持者大都为刀矛，甚或有竹干、农具。因此，对土枪土炮等火器相当忌惮，更不要说西式洋枪^[76]。正是基于这样的武装实力^[77]，通远坊主教高一志与回军“为首者相约，凡县民在教者特异其标识，彼此无相侵害”，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同治战前陕西一省天主教徒人数有2万余人。从战后天主教迅速扩张的史实来看^[78]，除了既有教民，战时应该还有大量其他人口也得到教会的切实保护，而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