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西北战争，是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对于近代西北地区人口发展来讲，更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该场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战乱、灾荒和瘟疫，不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口损失，彻底打断了区域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完全改变了区域人口的民族结构和城乡结构，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西北地区是我国回族的传统聚居区，也是人口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关中、宁灵及河西等处，连片带集聚，其数尤众^[1]。千百年来，回汉两族同村共井，“互讼之案，衅起户婚田土事件”^[2]较为普遍。琐碎细故，本人情所不能，官民皆“视为固然者久矣”^[3]。乾隆中期以来，随着官方在法律层面对回族的公开歧视日益加深^[4]，回汉打斗有升级之势，“睚眦细故，动辄百十成群，持械斗殴”^[5]。东府渭河沿岸诸县，械斗之风尤盛。不但次数频繁，而且规模惊人，聚众者往往成百上千，斗杀性命亦不鲜见。

在歧视性的司法语境中，遇有纠斗，地方官员往往右汉左回，处处偏袒，致使矛盾无法得到合理解决。而地方团练、螉客匪勇^[6]在纠斗之中复以众欺凌，为祸尤烈，常常导致矛盾激化。这一过程中，太平军、捻军入陕，掌教阿訇等宗教因素影响并推动的回族组织化、军事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冲突的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间的不满、焦躁以及歇斯底里的冲动恰恰就是在这种司空见惯、频繁发生的冲突中，在官民的不经意间，日积月累，逐渐凝聚成一股可怕的力量，最终以一场惨烈战争的形式释放出来^[7]。

同治元年（1862年）初，渭南回汉再起纷争，不数日，县属“沙南、渭北诸屯堡焚杀无遗”^[8]，回军遂占渭南，困同州，复陷高陵、华州、华阴，进而围攻省城西安。其他州府回族亦闻风而起，朝邑、泾阳、三原、咸阳等县城相继被围。同年胜保、多隆阿相继统兵入陕，双方在渭河东西数百里间，反复拉锯厮杀。关中沃野，村堡皆遭焚掠，良田鞠为茂草。及至六年（1867年）夏，左宗棠兵进潼关，遂尽驱陕回入甘。八年（1869年）九月，清军合围宁夏，金积堡连同周围数百回族堡寨尽被荡平。十年（1871年）九月，河州马占鳌以胜利之师乞降。十一年（1872年）底，西宁回军败走河西。十二年（1873年）九月，肃州回族开城请降。至此，陕甘战事基本结束。

__从同治元年初华州圣山砍竹^[9]事发，到同治十二年秋肃州回开城请降，陕甘战事前后仅持续了11年。这十余年间，除了军队间的攻伐，族群之间的互屠，还有团练匪勇对地方的盘剥与虐杀。战事所及之处，城堡屡陷，沃野繁华，尽为焦土，田荒粮尽，人烟断绝，熟地变成茂林，“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10]。而与战争伴随而来的抛荒、灾歉、饥馑，贯穿始终，各地粮绝而人相食者，不绝于书，人口损失惨重。庆阳董志原延袤数百里，地沃民丰，号陇东粮仓。“十八营”^[11]占据其间，人口陡增数十万，不久即发生粮荒。同治七年麦熟后，回军抢先刈割，民人仅“捡拾遗穗余粒，少延残喘，遂致斗粟宝钱八串，后至十二串亦无可买之处，饿殍载道，人兽相食，其惨不可胜言”^[12]。隆德县同治十年“岁大歉，斗米二十五六千文不等，人相食，死者塞路”。战后平复时，全县尚无二三十家^[13]。(www.daowen.com)

除了杀戮与饥荒，瘟疫也是造成战时人口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战火波及之处，普遍发生瘟疫，人口大量死亡。史载泾川、永昌同治五年五月间“疫大作，死者无算”。镇原县“时疫大作，伤人甚重”^[14]。据不完全统计，仅甘肃一省，战争期间，就至少有18个州县发生过较为严重的瘟疫^[15]。战时瘟疫普遍发生，究其原因，应该与饥馑导致的人口体质严重下降和战时紧张惊恐等心理应激反应导致的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也应该与饮用水污染有关。战时小民，尤其是老幼妇孺自我了断的主要方式，除了仰药、自缢、跳崖外，就是投井。如西安围城期间，洗回消息日夕数警，城内回妇皆持剪蹲守井口，随时准备自尽^[16]。又如临潼县姚家堡被围七昼夜不克，民如惊弓之鸟，闻县城被攻破，即跳崖投井死者有千余人^[17]。官私史料中此类小民跳井的记载极多，不可胜数。胜保兵入潼关，省城西安附近，“荒烟蔓草，无从觅食。井中皆有积尸，求水亦不可得”^[18]。此时战事方起不久，大量井泉因小民投井而遭到污染。军队水源即已如此匮乏，水民饮水窘迫之情更毋庸言表。

而大量尸体无法及时妥善处置则可能是战时瘟疫流行的更直接原因。同治六年，崇信县“瘟疫流行，城乡传染殆遍，棺木俱穷，多以芦席卷埋”○10。官私文献中相关记载颇多，光绪末年修《甘肃新通志》时，甚至辟有专门篇目来记录相关内容^[20]。及时对尸体进行有效处理，可以极大减少瘟疫发生的概率。会宁初石沟人李振西，“回乱后徙居侯川，巩堡寨，招流民，同治十三年大疫，死者甚众，厉气方炽，人不敢殓尸，皆远避野宿，振西延道家修醮逐疫，施棺掩尸，疫遂息，流民复安乡邻”^[21]。从战后各地方志中大量旌表出资殓尸善行的记录来看，战争期间，可能有更多的尸体无法得到及时掩埋。西北冬日苦寒，黄沙白雪间，骸骨暴于野，除易遭狼犬啃食，对生者尚无大碍。但夏日酷暑，暑气熏蒸，尸体极易腐烂，影响就极显著。礼泉县城被困期间，“生擒者俱戮于城门北墙下，时方炎暑，臭气袭人，于是疫疠大作，日有死亡”^[22]。除此之外，亦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部分地区，瘟疫流行可能也与战争引发的生态灾难有一定关系^[23]。

以上种种惨相，凡战争所及，几乎每处皆同，“民不死于回，即死于勇，不死于回与勇，即死于瘟疫、饥饿”^[24]。现有研究表明，仅战争持续短短十余年间，陕甘区域人口损失总数以千万计，损失比例可能超过总人口的六成^[25]。同治西北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西北人口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不但完全打断了区域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彻底改变区域人口的民族结构和空间分布，同时，更引发了大规模的区域人口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