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陕甘地区新政人口数是1277．8万，曹树基先生修正后的1910年陕甘人口总数是1670．0，比原始人口数多了392．2万，约占1910年陕甘新政人口总数的30．7%。两个数值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曹树基先生对宣统普查数据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这表明了他对宣统人口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基本持否定态度。侯杨方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中，则对这次人口普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1953年人口普查中的总人口性别比偏低（107．6）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此前的战争中男子死亡较多，但自1949—1987年间，中国人口的性别比始终徘徊在105—108之间……1911年时中国总人口性别比高达121．6几乎是不可能的，惟一的原因是女性人口的遗漏登记（特别是未成年女性），即便考虑到当时的女性人口死亡率较高的因素，1911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也不会超过110。另外，此次普查大约遗漏了占男性人口5%的男性未成年人口。”即便如此，但总体而言，这次人口普查具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的人员支持，组织严密，实施标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23]。就陕甘具体数据来讲，甘肃性别比仅为109．8，极为接近正常水平；陕西性别比则比较高，约为120．0。这表明，甘肃人口调查结果相当准确，陕甘人口调查中女性人口漏登者较多。

侯杨方所指1911年人口数即曹树基指的1910年人口数。宣统人口调查开始于1909年，结束于1911年。从甘肃“地理调查表”信息看，大部分地区上报的人口数实际上是1910年的。那么，何来评判两位学者对宣统人口调查数据两种相左的观点呢？GIS人口重心空间分析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图4-5显示的是两个1910年人口重心及变动趋势。

图4-6　1910年新政数和曹树基修正数人口重心移动趋势

从图4-6可以看到，以1880年人口重心为参照点，新政1910年人口重心与曹树基先生修正后的1910年人口重心，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走势。前者在1880年后继续往东南偏移了14．5千米，后者则相反，掉头往西北偏移了8．3千米。如果曹树基先生校正后的1910年人口数据是正确的，那表明以下两点推论至少有一个是肯定的：其一，1910年新政人口数在整个陕甘区域的西北部存在严重漏报现象，人口数严重偏低；其二，1880—1910年间，整个陕甘区域的西北部人口增长率远大于东南部。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以上两点都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分述如下：

1．关于陕甘区域西北地方宣统人口调查新政人口数的漏报问题。陕甘区域西北部主要是甘肃省，尤其是人口最集中的河西走廊地区。在这一省区，笔者发现了宣统人口调查最原始的普查档案“地理调查表”。对甘肃“地理调查表”的研究表明，甘肃新政人口普查实施严格，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较高，不存在严重漏报的情况。本书第一章已经做了详细说明，在此不多赘述。(www.daowen.com)

从男女性别比上看，新政人口数甘肃性别比为109．78，陕西为120．00^[24]。两者相较，甘肃男女性别比更接近于正常值，陕西男女性别比偏高，说明陕西新政人口数中女性人口漏报更多一些。仅就这一点来看，修正后人口重心也应该向东南方向，而不是向西北偏移。

2．关于1880—1910年间整个陕甘地区西北部的人口增长率远大于东南部。从前述1820年至1851年的陕甘人口重心分布来看，外来人口入迁导致的人口机械增长因素消除后，区域内部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相差不大。如果1880年后陕甘区域的西北部人口增长率远大于东南部，那就说明，1880—1910年间，西北地区的外来人口迁入数量和速度要远大于东南地区。

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战后移民迁出地主要是陕甘区域东部及东南部的河南、湖北、四川、山东、山西、直隶等省，移民西迁入潼关后，首先补充的是靠近迁出地，且人口稀少、自然条件优越的关中地区、陕南山地。而这些区域人口基本饱和，外来移民开始大规模越过陇山，继续涌入更西部的地区，至少是1910年之后的事。

综上所述，显然，曹树基先生对于陕甘地区1910年新政人口数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他对新政人口数的修正是不可靠的。GIS提供的人口重心模型，是我们实现对这一研究数据进行校验并证伪的重要手段。

宣统人口调查是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萌芽，其普查目的、登记方法及人口数据等，较之以前的户口数有本质区别。在此之前的户口数据，不论出于总志、方志，还是清册、通典，抑或是其他官私文献，实际上都属于同一个系统，来源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以收税为目的的、依托保甲体系逐层汇总的、最终记录于户部清册中的户口数。在这样一个数据体系里面，用方志的数据去校验总志的数据，用汇总的地方数据去检验更高层级的区域或全国数据，不论在什么样的精度上进行讨论和分析，最后的结论都应该是相同或相近的。但当用同样的方法去检验宣统普查人口这样一个系统外的数据时，问题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