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宣统人口调查原始档案“地理调查表”中的行政等级类治所城市的人口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笔者发现，至少在晚清甘肃省，曹树基先生所声称的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并不存在。试图使用传统史料建立完整的历史城市人口序列是不现实的，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本身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人口是衡量城市规模和等级的决定性指标，人口的等级本身就是最简单明了的城市等级，去探求与城市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实际上是自我循环式的论证。

虽然“地理调查表”登记的只是普通民户，缺乏驻防军队及其相关人员信息。但这对本书的论证过程和最终结论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由于决定晚清城市行政等级的核心因素不是城市人口，反过来，我们也无法推导或归纳出一个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从这一点来看，本书对晚清甘肃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讨论，或许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注释】

[1]在对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研究中，曹树基先生虽然对什么是城市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但具体论证时，他所指的城市实际上仅是传统的行政等级类治所。笔者针对这一论点进行商榷，因此，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所指城市与其定义的城市相同，皆为行政等级类治所城市。

[2]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25页。

[3]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47页。

[4]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793—796页。

[5]根据牛平汉主编的《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统计，清末甘肃县以上行政治城有68个，但从“地理调查表”原始档案来看，清末甘肃分县、县丞、州同、城判等均与县并列，这些行政单元，实有土地和人口，且大多有治城，其地位似与县相等或略低。统而计之，清代甘肃县及县以上行政治所类城市在80座左右。

[6]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797页。

[7]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

[8]史红帅：《明清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2页。

[9]（清）赖恩培编：《甘肃省兰州府皋兰县地理调查表》，甘肃省图书馆藏，索书号：671．65／103．78。

[10]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797页。

[11]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745页。

[12]（清）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三《户部一·疆理》。

[13]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14]胡恒：《清代甘肃分征佐贰与州县分辖》，《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

[15]鲁西奇：《城墙内外：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州、县城的形态与结构》，见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16]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第453—477页。

[17]《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十六，“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癸亥”条。

[18]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www.daowen.com)

[19]计算使用重心模型（Mean Center），以区域几何中心和行政治所中心分别作为计算政区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参数。

[20]［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27—417页。

[21]［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22]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23]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页。

[24]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利：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

[25]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26]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4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87—389页。

[27]刘敏、方如康主编：《现代地理科学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53页。

[28]［日］山鹿诚次：《城市地理学》，朱德泽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国秘字（1995）第203号，1955年11月7日。

[30]施坚雅、赵冈、曹树基等先生均出赞同这一划分原则，参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54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页；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585页。

[3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三下“土部”、卷五下“冂部”，第288、110页。

[32]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3页。

[33]划分城市的最低人口规模是多少？学界尚无一致意见，多数学者认可将晚清城市的最低人口规模定为2000人。这一标准与1955年国务院划分城市的最低标准相同，也与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参用的标准一致。

[34]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744页。

[35]张萍、杨蕊：《制度与空间：明清西北城镇体系的多元建构与经济中心的成长——以西安、三原、泾阳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3年第8期。

[36]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725页。

[37]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5—222页。

[38]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