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的西北战争前后持续了十余年，战争与随之而来的灾荒、瘟疫以及饥馑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区域人口损失。战后四十余年，区域人口经历了一个缓慢恢复与发展期，并且也有大量区域外人口迁入。但直至清末宣统年间，甘肃人口仍然远远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宣统“地理调查表”记载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的晚清甘肃城市人口状态。因此，这一数据不能反映同治战前甘肃城市人口的实际状况。同时，从晚清甘肃不存在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这一事实，也无法推导出这样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在清朝中期同样就不存在。

但是，尽管存在如此多的疑问和不确定性，笔者仍然坚定地认为，同治以前的甘肃不存在曹树基先生主张的那种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这是因为，曹树基先生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构建的那种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一工作不但在史料上缺乏足够支撑，在逻辑上也存在错误。

首先，从史料方面来讲，就目前既有文献和研究状况而言，如果希望仅仅依靠传统史料就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历史城市人口序列，进而通过这种人口序列归纳推导出历史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传统史料中有关城市人口数量的记载太少，过于零星和琐碎，根本不成体系，不足以支撑在县或者府这样一个空间精度上对历史城市人口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得出的历史城市人口估计数，往往过于主观和随意，数据误差不可控制，可信度值得商榷。

其次，从逻辑方面来讲，影响或者决定一个聚落最终能否成为行政治所的因素有很多。影响或者决定一个行政治所类城市规模、形制以及人口数量的因素有很多^[15]。同样，影响或者决定一个行政治所类城市行政等级高低的因素也可能有很多。或者，对于不同城市来讲，影响或决定其行政等级高下的因素存在差异。无论是何种情况，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影响其行政等级高下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或者并不仅仅是城市的人口规模。从康熙六年（1667年）甘省分置至清末二百余年间，甘肃各府、州、厅、县多有调整升迁，尤以康雍两朝政区变动最为频繁^[16]。不论上升或下降，究其原因，其首要因素都不是人口增减，而是战备军需、强化掌控或便于管理。

清初甘肃政区的调整，是在用兵西北、远征准噶尔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如雍正二年（1724年）设置安西直隶厅，升甘州卫为甘州府，升肃州厅为肃州直隶州等，皆为此类。安西与巴里坤的地位变化，最能说明问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升安西厅为府，后复将安西府移于巴里坤，原安西府降为直隶州^[17]。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是清廷平定准噶尔，完全掌控新疆之后，安西不再处于两军对峙的前沿，战略地位降低，而巴里坤则地处入疆门户，战略地位上升，故将安西府移于巴里坤，这样有利于强化对天山南北地区的管理与控制。晚清甘肃政区调整，多亦如此。同治西北战争以后，清廷在平凉府辖境南部析置化平川直隶厅，对安插回族进行集中管理。同时，对周边行政建置做相应调整，比如提升固原州为直隶州，析置平远、海城二县，在金积堡增设宁灵抚民同知，在下马关增设知县，将巩秦阶道驻地由岷州改为秦州，以及新增固原硝河城分州、安化董志原分县、海城打拉池分县等数个分征佐贰辖区等。通过设置新的直辖政区、增加新的管理职位，提升原有政区的行政级别、迁改行政治所等手段，客观上起到了减小行政辖区范围，增加行政区划密度，缩短管理距离和层级的效果，从而使得皇权对基层直接管控的能力得到下沉和空前加强。化平川直隶厅辖境仅与一个小县相仿，人口更是少得可怜，直到清末，城内人口仅229户，1195人，不但远小于其他府城和直隶属州城，即使与一般县城相比，也小得多。这种城市的设置及行政等级调整，显然都几乎和人口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决定城市行政等级高下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城市人口规模，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反过来归纳总结出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来呢？很显然，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www.daowen.com)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人口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人们总是喜欢集聚在那些交通便利、自然和人文条件优越的地区，厌恶并远离那些交通闭塞、自然或人文条件恶劣的地区。1935年，胡焕庸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爱辉—腾冲线”，指出该线东南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18]。直至今日，中国人口分布的大格局仍然基本未变。而行政区划是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有自己实际的管辖区域和空间范围，虽然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同级政区也是大小不一的，但在空间分布上，政区与人口显然是不同步的。经过计算，陕甘两省1820年人口重心在平凉府隆德县东偏南29千米处，政区重心在西宁府大通县北偏西20千米处，两者相距470千米^[19]。

人口与政区在空间分布上的这种不一致性，导致了位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同级政区与城市之间，人口规模存在差异，甚至相差悬殊。如果仅就一个特定区域而言，比如一个府，一般情况下，府城的政治经济水平和人口数量会高于辖区一般的州县。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府城之间，其人口规模具有一致性；也不能说明，某一府的府城人口就一定比其他府的县城人口多。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图3-3　晚清甘肃政区重心与人口重心

施坚雅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均质平原上，中心地区在资源、交通、市场、人口等诸多方面都比边缘地区拥有更多优势，并且这种优势从中心向边缘依次减弱。每一个高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都为若干低一级的经济中心所环绕，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级^[20]。显然，在这种理想的均质平原上，城镇的大小、人口数量、市场地位乃至行政地位可能都具有正相关性，呈明显的层级结构。一般情况下，行政区域越小，其辖区内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越趋同，越接近于施坚雅假设的那个均质平原，城镇各经济要素间的层级结构也越明显。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一个较小的政区里，比如一个府或者一个县内，府城人口大都比县城人口多，县城人口大都比乡村市镇要多的原因。

单从府县这个层面来看，曹树基先生所构建的那个在特定区域中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将视野放大到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时，辖区内自然的或经济的差异性就呈现出来，曹树基先生所构建的那个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就面临诸多的问题。因为，决定城市人口规模的关键因素不是城市的行政等级，而是城市自然的、经济的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曹树基先生的整个论证逻辑中，他一直试图把一个本来应该在自然区划或经济区域范畴内讨论的问题，重新拉回到行政区划的范畴里来，这是问题的最本质原因，事实证明这样做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