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文定义的城市及城市空间边界划分原则，笔者对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中6987个城乡聚落户口数据重新进行了合并、汇总，总共得到6868个城乡聚落数据。其中聚落人口最大值是59147，为省城兰州，最小值是0，共55处，多为仅留村名的无人聚落，亦有部分属于户口缺漏者。甘肃现有“地理调查表”统计数据显示，清末民初甘肃聚落人口的规模较小，平均仅约有91户，480人。其中聚落规模在1000人以上者，虽仅有701个，约占聚落总数的10．2%，但其人口数量却占了总人口的53．7%。在63个行政治所类城市之中，人口大于1000者共有54个，合计共78277户，369361人。聚落频数、户数和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85．7%、98．5%和98．6%。可见，晚清甘肃1000人治所城市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总之，晚清西北城乡聚落，如仅从聚落频数上来讲，1000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分界线。在这条线以下的聚落，人数虽然不及总人口的半数，但却占了全部聚落总数的近90%。1000人以上聚落，则仅占总数的10%强。同时，超过85%行政治所类城市人口也都在1000人以上。这一集合基本上包含了晚清甘肃城乡聚落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

表2-5　甘肃“地理调查表”千人分组聚落人口统计

从表2-5上可以清楚看到，清末民初，甘肃1000人以上聚落人口所占比例在0．5%到33%区间内波动。其中从4000到10000这6组内，聚落人口所占比例波动较小，极差仅7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人口区间内聚落数量较少，聚落增加导致的聚落人口规模增长比较有限，从变异系数的变动也可以看到这一点；1000到3000这3个组，随着组人口阈限降低，聚落数量的增加比较快，各组人口占比波动亦随之增大，变异系数的显示结果同样如此。以上10个分组之中，10000人以上组，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该组聚落仅16个，频数占比不过2．3%，但人口占比却高达16．3%。人口超大规模的存在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各组中最大的变异系数也说明，10000人以上聚落人口波动幅度较大。

总之，就1000人以上聚落来讲，如果仅从人数上来看，4000人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位于该线以下的聚落数量接近聚落总数的90%，人口数量则占到了总人口的66％。从图2-7中可以直观地看到清末民初甘肃城乡聚落人口分布的大势。

图2-7　甘肃“地理调查表”千人组距聚落人口分布

对照前文所述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诸家关于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结论，都和甘肃的统计数据相悖，有的差距还相当大。比如饶济凡声称19世纪中叶江苏500人以上聚落人口比重为7%，即使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直隶地区也仅为8．8%。但在甘肃，清末民初500人以上聚落人口占比高达73．5%，比饶氏的估计高出9倍以上；赵冈声称19世纪90年代中国2000人以上聚落人口占7．7%。施坚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一比例应该是6．0%。在甘肃，清末民初2000人以上聚落人口占比高达36．0%，是施氏估计的6倍，赵氏估计的约4．6倍。曹树基把传统行政等级类治所作为城市，认为19世纪90年代初，此类城市全国平均是7．1%，其中甘肃是4．6%^[66]。“地理调查表”汇总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初甘肃63座行政治所的人口总数为374490，约占调查人口总数的11．4%，这一比值比曹树基的估计值高出2．5倍。(www.daowen.com)

甘肃深居内陆，相较中东部各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总量相对较少，聚落平均人口规模亦较小。如以东部诸省相论，其各层级聚落人口占比当比甘肃要高，即以全国平均水平相对照，甘肃各层级聚落人口占比亦属较低^[67]。很显然，以上诸位专家划定的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城市最低人口规模边界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估计，大都与实际状况相去甚远，无法使人信服。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金陵大学农学院卜凯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着手调查中国土地利用情况，这一工作前后持续了十余年^[68]，调查范围包括当时中国22个省168个地区的近4万个家庭，调查成果最终汇集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中。诺斯坦、乔启明两人以这批调查资料为基础，撰写了该书的人口部分。他们的研究显示，20世纪30年代初北方小麦地带约有80%的人口生活在2500人以下的乡村聚落中，约10%的人口聚居在10000人以上的城市里，另10%的人口生活在城与乡之间的市镇中（简称卜凯数据）^[69]。

按照这一城乡划分标准对“地理调查表”户口数据进行汇总，可以发现，两者城市人口所占比例较为接近，但市镇、乡村两级人口占比相差较大，尤其是市镇人口占比，卜凯数据尚不及“地理调查表”数据的一半。详见表2-6：

表2-6　三种数据来源的乡村、市镇、城市人口百分比

北方小麦地带指的是秦岭、淮河以北，农牧分界线以南，自西部河西走廊至东部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70]。其中，卜凯数据覆盖的陕西及其以东各省^[71]人口发展水平应该比甘肃要高，但统计数据显示其市镇人口占比却远低于甘肃。显然，即使这个被称为“可能20世纪上半期最为真实可靠统计”的卜凯数据^[72]，其质量仍然存在较大问题。

卜凯数据中对城市、市镇及乡村三级人口占比的划分，一方面，可能受到当时社会普遍观点的影响^[73]；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调查工作有关。虽然，调查之初，卜凯及其团队就坚持使用抽样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但实际上，卜凯数据的来源相当复杂，调查地区的选择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并不真正具备代表性，许多合适的地区并未成为具体研究的对象^[74]。此外，调查人员仅有半百，数量过少，也难以承担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工作。种种原因使得调查团队在面对10000人以上显著性较强的聚落时，由于数量较少，调查数据质量较高。但随着聚落人口降低，聚落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调查工作远远超出个人和小团队能力范围，调查数据的质量也越来越偏离实际数值。

实际上，诺斯坦和乔启明两位作者也意识到这一调查数据的局限，在1945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乔启明根据自己亲自参加主持以及卜凯、李景汉、陈翰生、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等各种不同来源的实地调查结果，对先前的研究结论进行了修正，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左右，农村和小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66%，市镇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22%，城市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2%（简称乔启明数据）^[75]。与“地理调查表”数据相对照，与乔启明数据中的市镇人口占比完全一致，唯乡村和城市人口占比略有差异。甘肃没有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最多者省城兰州，亦不过6万人，“地理调查表”数据中城市人口占比较低，应该是由地区差异造成的，这一点符合逻辑。

综上所述，以往学者对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研究，充满了较多的个人主观想象与猜测，大都与实际相距较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