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人口史研究范式中，因为数据空间精度等原因，历史城市几乎从来都是由一个个数字代表的点。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中，虽然诸多研究个案把城市从一个点扩展成一个面，并开始关注到城市内部的信息，但是，研究中关注最多的仍然是城市的整体空间形态、内部建筑形制、空间结构、功能分区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关于城市的人口，则因为同样的数据缺漏，似乎与人口史中的城市人口研究类似。宣统调查甘肃“地理调查表”以空间上相对独立的聚落为调查单位，分为城内、关厢、附城、四乡聚落等进行记录，这种调查、登记及上报的方式，为我们在更高的空间精度上观察晚清西北城市人口分布提供了可能。

宣统“地理调查表”现存66个调查单元，共包括城内、关厢以及附城在内，总共185个调查单位（独立的调查聚落），其中，城墙以外的调查单位共119个，城墙以内的调查单位共66个。对这66个调查单元治城数据汇总并去除无效样本后，共得到63个治城城内与城外人口信息。见表2-4。

表2-4　宣统甘肃行政治所类城市城内与城外人口统计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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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4可以看到，晚清甘肃63个有效行政治所类样本城市中，各治城间城内人口与城外人口相差极大。其中城内人口少于城外人口者有17个，仅占总数的27%，但其人口要占到总人口的40．9%。城内人口超过90%者有12个，其中有7个人口全部集中于城墙之内。总体来看，晚清甘肃大部分行政治所类城市人口仍然集中于城墙内部。对此63个治城按城内人口占比从小到大排序后绘制成图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这种人口分布的趋势（见图2-6）。(www.daowen.com)

图2-6　宣统甘肃行政治所城市城内与城外人口占比

认真分析居于城内城外人口占比两端的极端数据可以看到更多细节问题。比如在12个城内人口占比超过90%的治城中，包括3个府级治城（甘州府城、庆阳府城、宁夏府城）、4个县级治城（通渭县城、永昌县城、隆德县城和玉门县城）、5个分县分州等佐贰辖区（花马池厅城、陇西分县城、三岔厅城、高台毛目分县城、打拉池分县城）。这些治城从行政等级上看，即有府级治城，也有普通县级治城，略低于县的分征佐贰辖区数量更多，彼此间存在很大差异；从人口数量上看，亦存在较大不同，最多的甘州府城超过2万，宁夏府城也有1．3万余口。少的如打海城县拉池分县城和陇西分县城，仅有数百人。高台毛目分县城更是少得可怜，尚不足200人。初看起来，这些治城几乎是杂乱无章，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但如果放在西北地区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中，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城内人口占比超高的治城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类：其一是位置偏远、人口较少的小城；其二是人口众多、处于同治西北战争核心区域、战时人口损失惨重的核心大城。前者如玉门县和5个分县、分州等分征佐贰治城，多为撮而小城，本城人口较少，且多处交通不便的偏远之地，辖区内地广人稀，商业较不发达，人口汇聚效应不明显，治城人口全聚于城内，合乎情理，相当正常；后者如甘州府城、庆阳府城以及宁夏府城等，同治战时处于战争核心区域，受害最烈，不但人口损失惨重，商业也遭到重创。战争状态下，治所城市是各方争夺的战略节点，往往反复拉锯，多次易手。而城墙之外的关厢首当其冲，最先遭到破坏，原本集聚其中的人口转而逃入城中，成为战时避难求生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选择。

以宁夏府城为例，乾隆五年重修后共有南北两个关厢（见图2-3），同治战前府城通衢四达，街道井然，城内集市17处，百货杂陈，商贾云集。其所处宁夏平原一带“同治兵燹以前，人烟辐辏，商旅往来，塞北江南，为甘肃第一繁盛地。自经兵劫，化为邱墟，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前后列难官绅民人等约有三十多万”^[59]。由于没有统计女性、孩童与回族人口，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这三十多万^[60]。宁夏府城战时为各方争夺要地，受害尤烈，损失尤惨。同治二年回族攻陷城池，史称“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61]。《宁夏县地理调查表》附城一条户数和口数均留空，附记中载称“北关在城东北，城墙败圮，有民数户，并入城内”。《宁朔县地理调查表》则根本没有把南关单独记录，仅在城内一条中记称“本城内并南关”，大概当年调查时南关情况与北关类似，人口已稀少到没有必要单独记录的地步。

其他诸如西宁府城与肃州城和宁夏府城一样，同治战时也都处于战争的核心区域，这两处虽然城内人口占比低于90%，但也均在80%以上。在战争结束四十余年后，甘肃行政治所城市人口仍然主要集聚于城内，关厢仍未完全恢复，由此可见当年战争之惨烈。另外，这一现象也反映出，这些战时饱受摧残的区域，在战后数十年间外来人口迁入数量比较有限，人口规模与商业都远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与这些人口主要集聚于城内的治城相比，处于统计数据另一端的治城，也就是那些绝大部分人口集聚在城外者，情况则完全不同。在63个治所城市中，有5个治城（即秦安县城、伏羌县城、兰州省城、抚彝厅城和敦煌县城）的城内人口占比低于20%，这一比例数据意味着有超过80%的人口集聚在城墙以外的关厢或者附城之中。其中城内人口占比最低的秦州直隶州秦安县（即今之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仅有6．7%，其余高达93．3%的人口均集聚在关厢之中。宣统调查秦安县城约5200户，共3．2万口，在甘肃全省治所城市之中，仅次于省城兰州，远高于其他所有府城与县城。

秦安县城人口众多，首先与其商贸发达有关。秦安县位于秦州的北部，人稠地狭，干旱缺水，自然条件较差。但是，因扼守关陇要道，为道路通衢之地，历来商贸繁盛，是陇右地区行商坐贾重要的集散地。清代秦安境内集镇密布，每月逢集日多至176个。县城作为区域中心，更是日日逢集，商户有600多家，行业有20多个^[62]，大量人口因之集聚于县城之中。此外，秦安城人口众多也与同治年间的西北战争有关。同治战时，秦安县所处的甘肃西南部秦州一带受战争影响较小，不但区域内人口损失有限，而且区域外人口亦有部分迁居于此避难者，同时还有官府组织的大批安置难民。战争爆发前的1851年秦州人口93．9万，战后的1880年人口93．3万，仅减少了0．6%。而与秦州相邻的阶州人口则从战前的41．0万增加到战后的47．1万，经历十余年战乱，人口非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14．9%^[63]。以1910年人口统计，秦、阶两州的人口密度分别是每平方千米65．9、35．9，居整个甘肃各府州的前两位^[64]。相对于其他饱受战火蹂躏之区，这些区域战后人口相对比较稠密，有能力向人口更为稀少的地区输送人口，从而成为重要的移民迁出地。

稍加汇总，很容易发现，其他城内人口占比较小的治所城市，大都与秦安县情况类似，比如省城兰州城中汇集的大批各处难民及土著人口均得以保全。而其外围区域，即附廓皋兰四乡，所受影响亦较小，地方志书中对此有相关记载。曹树基更以慕寿祺《甘宁青史略》辑录史料中有关皋兰县战争记载较少为依据，推断战时兰州城之保全与皋兰县人口大部得以存活^[65]。巩昌府伏羌县（即今之甘肃天水市甘谷县）与秦安县相邻，战时人口变动情况与秦安县相似。敦煌偏居口外，战争基本没有波及此处。

类似同治战争受影响较小的区域，治城人口财产损失有限，关厢、附城得以保留。又或可能有部分外来避难人口迁居其间，人口聚集，故相对于城内占有较高的比例。这与战时饱受战火摧残的治城大量人口集聚于城内相比，明显不同。但是，也有不少研究个案，并不符合这一推理，比如甘州府抚彝厅（治城位置即今之甘肃张掖市临泽县蓼泉镇）、高台县等都处于战争中心区，但城内人口占比均较低。秦州三岔厅、清水县以及礼县等处于战争非中心区，城内人口占比反而较高。究其原因，可能这就是西北治城人口正常的分布状态。治城是否建有关厢、附城，以及关厢、附城大小，人口多少，与各城所处的地理环境、人口规模、中央性强弱及其他实际的状态有关，战争只是导致治城人口在城内与关厢分布上发生变化并产生差异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