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城市人口有多少，城市化水平有多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话题，也一直存在诸多争论^[2]。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概念不统一。城市作为最典型的地表人文景观，是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但是，因为具有无标度性（scaling invariance），城市只能主观定义，无法客观测量^[3]。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和研究内容来定义。这种概念上的不统一是导致很多相关研究结论相左的重要原因。其二，缺少有效数据。对城市化水平的研究和评估，应该是基于科学、系统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但传统文献中恰恰缺少这种完整、可靠的城市人口数据，这是以往研究中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侯杨方在厘定城市概念、梳理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评估了整个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人口的规模，认为：依据不同的定义和估计，这一时期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为10%—20%^[4]。这一研究比较有新意，研究结论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城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对于中国历史城市这样一个超大空间尺度内的地理对象来讲，这种全国范围内的长时段研究忽略了地域间的城市差异。10%—20%的城市人口占比区间也过于粗疏，无法反映数据内部的细化节点。因此，开展局部区域性的历史城市人口研究很有必要，也更有针对性。

学界关注和探讨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问题，大都始于清末民初。究其原因，主要是自19世纪中晚期以来，部分个人、民间团体或官方机构陆续发布了一些基于主观感受或者有限实际调查的中国城市人口数据，以及基于此类数据的统计、分析与估计。其中，以中华续行委办会、厄尔曼（Morris B．Ulman）、珀金斯（Dwight H．Perkins）、诺斯坦（Frank Notestein）、乔启明以及施坚雅（G．W．Skinner）、饶济凡（G．Rozman）、赵冈、曹树基等团体或个人的工作，比较有代表性。

为了获取真实的传教情况，中国各基督教会委派中华续行委办会^[5]于1918年至1922年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实际调查。根据寄往全国各差会总堂宣教师的调查表，并参照各类公开发表的资料，该委员会对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城市人口进行过审慎的估计，认为：1918年中国人口数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50个，人口共1687万；人口数量在2．5万至10万人间的城市有288个，人口为1398万；合而计之，1918年时中国城市人口（2．5万人以上）总共约3885万^[6]。这一人数大约可以占到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7．3%^[7]。其中1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占比大概在4．0%。

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中引用了厄尔曼的中国城市人口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对1900—1958年间中国城市人口重新进行了校订和估计，认为：1900—1910年，中国城市人口（1958年时人口达到10万人及以上者，不包括香港）有1685万^[8]，大约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4．3%^[9]。

诺斯坦、乔启明两人根据卜凯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及同时代李景汉、陈翰生、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等的调查资料，对1929—1933年的中国城乡人口进行了综合估计，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小麦区与水稻区的19个省份之中，城市（人口在1万人以上者）户数占比约为10%，包括部分乡村人口在内的市镇户数占比为11%^[10]。

乔启明在稍后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对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20世纪40年代初，住在小城市（人口在1万—5万人之间者）和大城市（5万人以上者）的人口各约2300万，各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两者合计，当时城市人口（1万人以上者）共4600万，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2%^[11]。

施坚雅系统汇总了各类相关资料，对农业中国（不包括满洲和台湾地区）1843年与1893年的中国地区城市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辛亥革命前，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下游、岭南、东南沿海、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以及西南云贵等8个区域的城市化率从10．6%至4．5%不等。合计，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城市（人口在2000以上者）共约1779个，人口总数2351万人，约占同期全国人口总数的6．0%^[12]。

饶济凡在《清代中国与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一文中对清代中国与日本的城市进行了比较研究。他首先按照人口数量把1820年前后的中国城市分为7个等级，其中第7级（最低一级）人口数为500人，第6级人口数在500—3000人之间，认为：清初中国城市（人口在500人以上者）人口大约占当时总人口的6%—7%。到19世纪中叶，江苏城市人口比重仅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直隶地区也仅有8．8%，远低于当时日本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比重为12．6%）最低的地区^[13]。

赵冈对中国城市人口进行了长时段的研究，他认为：自南宋以来，中国城市人口比重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下降阶段，这种下降大约到19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自五口通商后，都市化过程开始了，城市人口比重又逐渐回升。至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城镇（人口在2000人以上者）人口总约3266万人，占该年全国总人口的7．7%^[14]。

曹树基主要使用方志资料，通过实证的方法建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并用于推论。基于此，曹树基分府汇总了全国城市人口数据，认为：清代末年（具体指的是1893年）中国19个省城市（实际上指的是传统各级行政类治所，与其他各研究者以人口规模定义的城市含义不同）人口为2685万，各省城市人口所占比从3．4%至14．2%不等。合而计之，该年全国城市人口占比约为7．1%^[15]。

从以上罗列的较有代表性的诸家论点来看，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不同观点之间相互矛盾，完全无法进行比较。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定义的不统一和缺乏系统可靠的城市人口调查数据。但城市定义的不统一只是表象，其背后仍然是数据，因为，如何定义城市往往来取决于研究者掌握有什么样的数据。比如曹树基的研究中，就对什么是城市进行过非常全面的汇总和分析^[16]，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其所讨论的城市仍然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行政等级类治所。(www.daowen.com)

以上诸家之中，诺斯坦、乔启明两人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金陵农大卜凯等人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数据，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历经5年时间覆盖我国22个省168个地区、16786个田场、38256个农家的大型农村土地利用调查资料。除此之外，其他人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均较为相似，即：首先，都是通过各类可能的渠道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各种精度的城市人口数据；然后，对收集的数据进行自认为审慎的、合理的叠加和校核，并形成较为完整的序列数据；最后，以这些序列数据为基础进行再研究，并得出自己的结论。简单回顾一下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城市人口数据的获取手段及过程，可以比较直观地展示这类数据的真实情况。

为了全面了解中国国情，更好地开展传教工作，中国各基督教会1913年召开全国会议，决定展开一次全国性的传教情况调查，并委托中华续行委办会具体承担。但调查工作迟至1918年才真正开始。调查伊始，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先向全国各宣教师驻在地的某些精心挑选的传教士发出特别询问卡片，根据反馈的表单，得出一般城市人口估计。然后与已经发表的海关统计报告、各种指南手册、地理书、地图册、各大公司的城市人口统计、各差会本部报告、各地警务长官报告等资料进行了对比，并做了一些修改，最终获得较为完整的大样本全国城市人口数据。

对于这些来源不一、存在讹误，甚或相互矛盾的人口数据，委办会只“从中挑选最保守的和一般公认的数字”。凡是与这一原则相悖的数据，比如那些警察局曾仔细调查过的几个大城市的人口数，不但调查的城市太少，人口数据也比一般公认的数字小，都被舍弃^[17]。

这一看似稳妥可行的做法，实际上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很多公认的人口数字往往并不可靠。比如，在整个20世纪前半期，对全国人口数量一个最流行的宽泛共识就是“四万万”或“四万万五千万”，国民政府内政部在抗战前后发布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均是4亿多。直至1949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致辞中仍称中国人口总数为4．75亿。但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该年全国人口总数高达5．8亿，两者相去甚远。真实可靠的人口数据，不论是一个城市还是某一省域或全国，只有通过官方组织的、科学全面的人口普查，才最有可能获得。相对于各种来源的民间社会组织或个人的估计数，那些被中华续行委办会刻意舍弃的官方警局通过仔细调查得到的比一般公认数字小的城市人口数字，可能恰恰是相对最为可靠的。从这一点推测，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估计的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城市人口数据应该是比实际人口数要偏高一些。

与现有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相互校对，可以证明笔者的上述推断。在有确切数据支撑的北京、西安以及兰州等7个城市中，中华续行委办会的估计数没有一个与实际的城市人口相符，甚至是较为接近，全部数据都严重高估，7个城市人口总计高估了55万多人，约超出城市实际人口数的60%。其中估值偏差最小的北京城，比实际人口高估了近30%；最离谱的平凉府城，估计人口5．5万，实际人口还不到0．3万人，竟然高估了近1900%。7个城市人口数据详情见下表2-1：

表2-1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估计城市人口数与实际人口数

（资料来源：①王均：《1900—1937年北京城市人口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1996年第1期；②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2页；③（清）赖恩培编：《皋兰县地理调查表》；④（清）廖元佶编：《平凉县地理调查表》；⑤（清）张彦笃编：《洮州厅地理调查表》；⑥（清）朱秉仁编：《宁夏县地理调查表》、（清）张鉴渊编：《宁朔县地理调查表》；⑦（清）联瑛编：《狄道州地理调查表》）

北京、西安、兰州等城市，均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枢纽城市，中华续行委办会对这些城市的人口估计都出现了较大误差。很显然，这份城市人口数据的准确性值得怀疑。

总体而言，自晚清以来这些民间团体、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调查估计的中国城市人口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都无法得到有效保证。以此为基础的研究，也大都具有较多个人主观臆断与猜测的成分，缺乏实证的意义。因此，清末民初，中国城市人口数量有多少，城市化水平到底多高，仍然是中国人口史学界和城市史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要重新研究这一问题，必须要有新的数据支撑，宣统“地理调查表”甘肃分村户口数据，正好可以弥补这一数据方面的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