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战争导致的西北人口迁移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在这样一个人口迁移的过程中，以及在这样一个过程结束后的某一特定时段内，整个区域的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并且如果可以更进一步，由此反观，这种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又能反映出哪些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与规律。比如，在这样一个特定时段的人口迁徙过程中，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是逐渐离散的还是逐渐聚集的？人口最终的空间分布状态，其集中度是增加的还是减少的？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前人关注不多。笔者利用宣统调查分村户口数据中千人以上大村数据，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进行了比较粗浅的分析。

研究表明，战后人口在空间上趋向于集聚在人口损失惨重和人口损失较小的两个极端区域。前者主要是战时人口从一般乡村聚落向较大核心的聚落集中的结果。人口的这一流动趋势，在统计数据上就是村落数量减少，村均人户增多。后者则显示了，从战争结束一直到清朝末年的三四十年间，整个西北地区的人口仍然相当有限，远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诸多战前沃野之区，并没有足够的人口迁入。在区域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内部自然增长的情况下，人口增加相当有限，不足以在较短时间内遍及那些曾经人口繁盛的沃野之区。

综上所述，仅从篇章结构上来讲，本书实际上还不是一本完整的区域聚落人口史研究的专著，有关晚清五十年西北地区城乡聚落人口的其他学术问题，不是不重要，也不是笔者没有给予认真考虑，而是限于时间、精力、能力以及史料等原因，暂时没有涉及。另外，也有部分专题，比如清西北外来人口入迁过程中的土客冲突与融合等，已经有极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继续研究很难有所突破。在今后的时间里，笔者将会把这一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以求能够不断补充、完善和丰富这一课题。

【注释】

[1]谭其骧：《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9、300页。

[2]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六卷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六卷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3]作为目前国内外最完整、最系统的中国人口史专著，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对数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人口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这两套书是奠定中国人口史这门学科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通史性的人口史专著还有赵文林、谢淑君合著的《中国人口史》，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以及路遇、滕泽之合著的《中国人口通史》等。在区域断代人口史方面，目前也有许多极其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薛平栓的《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张根福的《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葛庆华的《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王卫东的《融会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方荣、张蕊兰合著的《甘肃人口史》，郑发展的《民国时期河南省人口研究》以及笔者本人所著的《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等，都对各自研究区域、时段内的历史人口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这些论著在不断丰富、完善中国区域、断代人口史研究的同时，也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4]金其铭：《农村聚落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5]余英：《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类型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6]Walter Francis Willcox，Ph．D．，LL．D．（March 22，1861-October 12，1964）．

[7]陈长蘅：《清末民政部户口调查之新研究》，见中国统计学社编：《统计论丛》，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第67—94页。

[8]［美］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1—78页。

[9]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5页。

[10]葛剑雄主编，侯杨方著：《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26页；侯杨方：《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兼评米红等人论文及其他有关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1]（清）杨丙荣编：《泾州直隶州地理调查表》卷首《地理调查办法》，甘肃省图书馆藏，索书号：671．65／321．791。

[12]甘肃省档案馆编：《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第一辑，先秦至1911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4—349页。

[13]方荣、张蕊兰：《甘肃人口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1—404页。

[14]路伟东：《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15]葛剑雄主编，侯杨方著：《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第477页。

[16]［法］菲利普·潘什梅尔：《法国》（下册），叶闻法、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

[17]Susan Mayhew，Oxford Dictionary of Geography，The Second Edition，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77．

[18]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19]Derek Gregory，Ron Johnston，Geraldine Pratt，Michael Watts，Sarah Whatmore，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The 5th Edition，John Wiley and Sons Ltd．，2009，p．85．

[20]（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一三下“土部”、卷五下“冂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第288、110页。

[21]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对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历史城市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城市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提出，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城市。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李孝聪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驳。见李孝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22]［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23]［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9页。

[24]马正林认为中国历史上城市数量少，谈不上都市化过程，但这一观点似乎并不被学界所认同。参见马正林编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16页；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2页。

[25]对于这部分城市，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傅衣凌使用了较笼统的词“城镇”，山鹿诚次称其为“地方城市”（Local City），王卫平则称其为“新型经济城市”。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日］山鹿诚次：《城市地理学》，朱德泽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7—123页。

[26]该年国务院颁布的文件规定得相当详细，除了一般居民区外，工矿企业、铁路站、工商中心、交通要口、中等以上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所在地和职工住宅区以及疗养区等特殊区域，都有具体规定。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编：《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国秘字（1955）第203号，1955年11月7日。

[27]国家统计局1999年《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试行）》（第五次人口普查参用的标准）；2006年《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2008）60号，2008年7月12日。

[28]张庆五：《中国城乡划分与城镇人口统计问题》，《人口与经济》1989年第3期。

[29]UGB最早由美国的塞勒姆市提出，从政府管理角度出发，表述为：被政府所采用并在地图上标示，以区分城市化地区与周边生态开敞空间的地理界限。

[30]陈彦光：《城市化：相变与自组织临界性》，《地理研究》2004年第3期。

[31]［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辞典》，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22页。

[32]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33]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34]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Seattle，1960，pp．12-15，546．

[35]［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49页。

[36]罗志田、葛小佳：《东风与西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85页。

[37]［日］鹤见尚弘：《明代乡村支配》，见《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12卷，1971年，第57—92页。(www.daowen.com)

[38]郭焕成主编：《黄淮海地区乡村地理》，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4页。

[39]王社教：《论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见王社教主编：《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40]有关西北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市形态及内部空间布局，请参阅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7—333页。

[41]谭其骧：《发刊词》，见《禹贡》半月刊创刊号。

[42]这次旱灾，因光绪丁丑（1877年）、戊寅（1878年）两年灾情最重，史称“丁戊奇荒”，又因晋、豫两省被灾最烈，亦称“晋豫奇荒”。在所有被灾省份中，陕西旱灾开始晚而结束早，灾情亦不如晋、豫两省严重。

[43]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4]张颖：《抗战时期人口内迁对陕西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西安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45]华林甫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和王晓伟等人撰《中国历史聚落地理研究综述》（《热带地理》2012年第1期）两篇论著，对中国历史聚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过详细的回顾。

[46]［德］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3页。

[47]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0、317页。

[48]［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上，第一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49]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第3期。

[50]王社教：《论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见王社教主编：《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51]明驼：《河西见闻记》，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12—24页；路伟东：《农坊制度与雍正敦煌移民》，见《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0—330页。

[52]张晓虹：《陕西历史聚落地理研究》，见《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5—88页。

[53]李艳：《清末民初甘肃的城市近代化》，《兰州学刊》2004年第6期。

[54]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55]张萍：《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以明清陕西三原为例》，见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5—198页。

[56]张萍、杨蕊：《制度与空间：明清西北城镇体系的多元建构与经济中心的成长——以西安、三原、泾阳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3年第8期。

[57]赵珍：《清代河湟地区城市格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期。

[58]王晓伟、何小芊、戈大专、龚胜生：《中国历史聚落地理研究综述》，《热带地理》2012年第1期。

[59]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60]兰林友：《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61]［美］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施坚雅主编：《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62]朱政惠：《方兴未艾的中国人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一》，《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3]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4]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

[65]关于什么是城市，学界颇多争议，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与乡村人口分布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定义不统一［侯杨方：《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城市人口：定义及估计》，《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在对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研究中，曹树基先生虽然对什么是城市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但具体论证时，他所指的城市实际上仅是传统的行政等级类治所。本文针对曹先生的论点进行商榷，因此，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所指城市与其定义的城市相同，皆为行政等级类治所。

[66]曹树基对清代城市人口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篇论文和两本专著中，分别是：《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十四章“城市化移民”（第583—613页）；《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十七章“清代中期城市人口”、第十八章“清代末年城市人口”（第723—799页）；《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67]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基督教调查资料》，蔡永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507—1511页。

[68]［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9368—1968）》，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86—395页。

[69]［美］卜凯（J．Lossing Buck）主编：《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译，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年，第505页。该书英文版于1937年出版，书名为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a study of 16786 farms in 168 localities and 38256 farm families in Twenty-two provinces in China，1929—1933。后经乔启明翻译，由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于1941年出版中文版。除特别说明，本文引用该书资料皆出自1941年中文版。实际上，诺斯坦、乔启明两人在该书中并未给出乡村、市镇及城市划分标准，本文所用标准乃引自乔启明稍后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

[70]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p．218，273．

[71]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72]姜涛：《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立足于清代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3]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之上，由马长寿先生执笔于1957年撰写完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3年才得以陕西文史资料的方式公开出版（《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该书是研究同治西北战争及战争前后陕西回族人口分布的重要史料。

[74]周伟洲：《陕西通史·民族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1—277页。

[75]韩敏、李希哲：《清代乾隆年间西安城四乡回民六十四坊考》，《伊斯兰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

[76]韩敏：《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