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水平是现代地理学中用来度量城市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用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来表示。人口史学家和城市史学家常常把这一现代概念用来表述历史时期城市与乡村的人口结构。但是，城市作为最复杂、最典型的地表人文景观，虽然是真实存在的地理实体，但因为无标度性特征，城市的空间边界与规模边界无法客观测量，只能主观定义。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语境里，什么是城市以及城市人口规模有多大等看似简单明确的问题，实际上都相当模糊不清。另外，从数据本身来看，对于城市化水平这样一个超大空间尺度的研究对象来讲，真实有效的全样本数据或科学系统的抽样数据是研究的基础。现代地理学中，对于城市有非常明确的界定，而现代人口普查的数据，也支撑这样的概念界定。

但是，对于历史城市来讲，因为数据和城市发展水平等诸多原因，现代地理学中界定城市的诸多参数和要素，历史上没有统计，或者根本就无法统计。传统文献无法提供这样符合范式的数据。概念模糊与数据缺失，使得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讨论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化水平时，往往纠结于城市、城市化水平这些实际上无法客观界定的学术时髦概念，沉溺于自说自话、自我循环式的复杂论证过程，并最终导致充满了个人想象与猜测并可能与实际完全不符的结论。(www.daowen.com)

显然，对于历史城市人口研究来讲，如果没有严格的限定和说明，比如特指行政治所类城市，城市与城市化水平其实是个伪命题。本书所讨论的，是在现存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近7000个聚落序列里，聚落人口分布的真实状态。“地理调查表”是目前已知唯一一批民国以前具有现代人口普查意义的原始户口档案。它把中国人口史研究的精度第一次提升到村落这样一个级别。以这批档案为基础的个案研究，可以为以往那种简单的、未加权的平均数就代表的笼统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支点。通过对这份文献7000余个聚落人口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尺度和不同概念的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都与既有研究有相当大的出入。在清末民初的甘肃，仅就聚落频数所占比例而言，1000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聚落人口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以下的聚落个数接近总数的九成；但就聚落人数所占比例而言，4000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规模在这条线以上的聚落人口接近总人口的八成，而10000人以上聚落人口占比不超过总数的一成。与卜凯、乔启明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小麦区实地调查数据相对照，可以肯定，以这批官方人口调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结论，在研究清末民初西北乃至北方聚落人口结构时，仍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同时，对窥探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城乡聚落人口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