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发表《湖南人由来考》《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1]等专篇学术论文开始，到21世纪初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全部出齐为止^[2]，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中国人口史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不但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善的研究方法，而且还有众多优秀的研究成果^[3]。所有这些由前辈学者以及同辈学人共同推进的传统中国人口史研究，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工作理路，那就是：从体量宏富的描述性的文字史料入手，主要采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辅之以简单的数学统计，对历史时期重大人口事件的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最终的结果以及由此引发一系列相关要素的变动，进行历史的重建和复原、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进行规律的总结与概括。从具体的研究内容上来看，传统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大都采用宏大的结构性的叙事方式。究其原因，首先应该和这一学科的发展阶段有关。对于目前仍然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人口史来说，尽管有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有太多重要的纲领式、框架式问题需要解决；另外，这种研究现状，也与中国人口史这一个学科所使用和依赖的主要史料和基本数据有关。

从数据方面来讲，人口数据是人口史研究的基础，但在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时段内，所依赖的绝大多数人口数据都是以收税为目的的人口登记资料，而非严格的人口普查意义上的真正高质量的人口数据。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虽然有些在形式上符合现代人口普查的标准和要求，但是，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其中大多数据质量较差。同时，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也残缺不全。至于民国以前那些以收税为目的的纳税户口登记，与真正的人口登记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总体数量极为庞大，但数据质量更是堪忧。因此，在使用之前，首先需要对这些基本的史料和户口数据进行分析、考辨。这是中国人口史研究的首要工作，甚至，有时是主要的工作。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数据考证的基础之上才能对历史人口的基本要素，比如历史时期的人口制度、人口结构、人口再生产、人口规模、人口空间分布以及人口迁移等，展开下一步研究。

从史料方面讲，人口史研究中主要依赖和使用的描述式的文字史料，大多带有记录者本人的主观色彩。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人对同一事件的记述和认知，往往存在诸多差异，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显然，对于这类文本史料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需要研究者仔细考证，认真分析。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口是典型的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空间数据，因此，历史人口研究的诸多方面，尤其是人口分布、人口结构等，需要在统一的空间尺度里，讨论某一个特定时间切面上或者某一时间序列中的不同时间切面之间的人口变化状况。但描述式的文字史料，所记内容要么过于具体而细微，可以精细到村东头张家父母妻女的所有户口信息；要么过于概要和粗略，只能大概了解某一特定区域内的某一特定人群的规模和分布情况。显然，单纯依赖这类史料，我们很难在统一的时间和空间精度上讨论问题。(www.daowen.com)

因为数据、史料等方面的原因，一般情况下，传统人口史的最小研究单元大都只精确到“厅”“县”这样一个层级。在这种宏大的结构性的叙事方式中，作为最小研究单元的“厅”“县”变成了一个或一组简单的户口数据代表的抽象的点，这样一个点的内部细节则往往被忽略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宏大的结构性的叙事方式中，人口史研究的真正主体和最小单元，也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也几乎被完全忽略掉，我们最终看到，只有抽象的人以及人们的群体。绝大部分情况下，研究、复原、分析和总结的，也都是群体性的人口行为。实际上，对于构成群体的众多个体而言，他们分布在什么样的地理空间里面？他们聚居在什么样的城乡聚落之中？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和城乡聚落对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或相同的影响？在重大历史人口事件之中，每一个个体，或者每一类个体，有什么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什么样的不同结果？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也应该在今后的人口史研究中给予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