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我年轻时候教过，现在也已不年轻的女弟子，拿一些解说古诗文的稿子给我看，说看看有没有错误，以免问世后闹笑话。其中一篇是比“南无阿弥陀佛”还熟滥的《诗经·伐檀》，依新的什么传统，当然是反上层君子的，就是说，“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反语，本意是，所谓君子都是白吃饭的坏蛋。这使我想到三十多年前，一位比我多吃十几年饭的某公的更高的高论，是不素餐非反语，盖素餐应从今训，即素菜餐馆之义是也。这样，君子就成为非肉不饱之徒。可惜参与解说工作的人都过于崇奉马融、郑玄，某公孤掌难鸣，这种妙解遂致湮没于纸篓而不彰。其实，如果解说只许分为对错两类，反语派也只能与素菜餐馆合伙，正是半斤八两罢了。且说这故纸堆中的闲事使我想到对于古的种种应该如何认识的问题；连带地还想到进一步的两个问题，其一是评价问题，其二是取舍问题。一共三个，想依次说说。唯恐有正襟危坐气，开口前约法二章，一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二是不求合于什么圣道，总之要扣紧题目，闲话。

先说第一类，对于古的种种应该如何认识。这就理论说本不成问题，当然是实事求是，是怎样就还它怎样。问题都来自实际。其中一个是文献未必足征，无法补救，只好不说。另一个，关系重大，是人人都戴着眼镜，看什么就难免变点颜色甚至变点形状。因而有的人就提倡“历史唯物”。不过，再回到理论，历史唯物也是一种眼镜，即使设想戴上它看古的种种，颜色和形状会少变一些。何况要看，我们就不能不又回到实际，于是很可能，所戴就成为“六经皆我注脚”的眼镜，其结果就必致既放弃了历史，又放弃了唯物。这样说，我们就一点办法没有吗？也不然。不管应该称作什么主义，原则总当是：移身于古，多看细看，凡有所猜想，都要合于古的情理（包括文字训诂），然后，如果还想取得更有力的保证，那合的应该是“天命之谓性”的情理，而不是时风的情理。以《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为例，理解为反语，就很难从训诂方面找到证据。这只要把《诗经》中同格调的话排在一起，体会体会就可以知道，用不着大动干戈。还可以“移身于古”看看。与其他篇什一样，《伐檀》也是乐工在某种场合唱的。听者是什么人？推想当是有录用、提级、调薪等权的“君子”，这里无妨以今度古，他们会用反语骂吗？乐工，至多是低级知识分子，可以存而不论；高级的，如屈原、李斯、贾谊等，今天视为高不可及的，又骂过几声“君子”？大讲反语的人大概忘了，那是纪元的大以前，事实早已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有识之士，也不会想到还可以倒过来，或平起平坐，来掌国家之政的。也许没有忘，而还要这样讲，是因为近年有一股以今变古的风，于是陈胜、吴广一类人就成为全好人，刘邦一类人就成为半好人，因为先是起义，后是成了帝。其实，如果陈胜、吴广能够胜利，前途也是做皇帝，修建阿房宫，就不揭竿而镇压揭竿了。是之谓易地则皆然。到此，檀算是伐完了；可是独木难支，再举两个例。其一，是汉朝的王昭君，一位既美丽又有特殊经历的女士。昭君出塞，事实是一，可是对于出塞时的心情，古今有不同的认识。古是“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哭哭啼啼，直到死后还不死心，堆成坟，不黄而独青。近年忽然出现相反的高论，是昭君有睦邻的大志，积极申请出塞，领导批准，于是胸戴红花，群众欢送，到目的地，住蒙古包，真就完成了一番大事业云云。哭哭啼啼，积极申请，哪一种是真的？心情，不能起昭君于青冢或黄冢而问之，难说了。但我总是觉得，两千年前，一个汉族姑娘，大志如何且不说，而没有一点种族歧视，终归是难于想象的。其二，记得有那么一回，为了避免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吾从众，也看电视。是香港拍的有关西太后的故事。看外表是很早年，大概在圆明园吧，这位少女时期的老佛爷坐在曲廊的一端，远处是穿便服的咸丰皇帝，立着。以下依才子佳人的旧套加新套，才子一眼望见佳人就魂飞魄散，不好意思往前亲近却又禁不住往前移动。佳人表示觉察不好，表示不觉察也不好，于是羞答答，既低头又偷看。移动，渐近，才子六神无主，几乎要下跪，佳人呢，当然是内火烧而外端庄。其后，尽人皆知，也就不必再说，就这样，垂帘听政的开始一幕胜利完成。幸而我的椅子还坚固，否则真就不能不绝倒了。我想，竟至有这样的荒唐描写，一种来由是无知，就是不知道，皇帝虽然也是人，因为是有无限威权的人，即使是找女人，办法和表现也必致与一般才子不一样；一种来由是只顾今而不顾古，以为只有这样才有意思。总之，都失之未移身于古，所以就不能不闭着眼瞎说。

接着说第二类，对于古的种种应该如何评价。这问题比第一类麻烦。其一，认识，对和错，是事物之内的事；评价就不同，说好坏，就不能不在事物以外加点什么。其二，眼镜的影响更大；有时强调古为今用，甚至还要鼓励戴眼镜。其三，认识，对错不必另找标准；好坏就不同，要另找标准，而标准的可用与否，常常很难断定，此外还要加上人各有见，互不相让。问题太复杂，只好大题小作。大概也要像第一类那样，先“移身于古”，然后稍加一点独立性。移身于古，表示我们不能不接受当时的时风，或说当时的评价标准；稍加一点独立性，表示我们，或只是默默地，可以承认有一种超时代的标准，即所谓“人文主义”，要时时带在身边，与当时的评价标准合作，以增强或略校正当时的标准。这又是理论上很复杂的事；付诸实用，也会遇见种种困难。为了闲话不变为说教，只好躲开抽象，说实例。最好的例是对于大成至圣先师的看法，近年也常常变。只说其中一种常见的，是他维护封建制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点不错，因为他明白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由此推论，他就会由没落的什么阶级堕落为阻碍进步，最终成为反什么。这样加多种现代之冠，合适吗？无妨从另一个角度想想，那是春秋末年，王纲不振，诸侯放恣，想救民于水火，他会想到，没有王，没有公侯，老百姓可以自己通过暴力或选举，来个不管什么形式的民主制度吗？我看，即使他真是至圣，也必办不到。评论，强人所不能，不要说本人，就是旁观者也难于首肯的。与这同类的是对于诗圣杜老的要求，据某识时务之士的高见，杜老之所以不如李青莲，是因为他脑子里装的是地主阶级意识。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李青莲脑子里装的是什么阶级的意识，也不知道杜老换成什么意识，他就可以白璧无瑕，与李青莲并驾齐驱。而说到换意识，至少在这件事上，我是存在决定论的信徒，所以有时想，如果杜老因此而真就降了级，他就只能自怨生不逢时，因为他不幸生在开元、天宝之际，而没有生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再说一位受赞扬的，武氏则天。她为什么忽而大受赞扬，可以不问；有闲心，我们不如多看看她的业绩。最近翻阅先师孙楷第先生的《沧州后集》，看《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一篇，对于这位自造“空”上加“明”一字的伟大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篇文章只及宫内事，所以周兴、来俊臣以及有关的种种都漏了网。只说这不漏网的，限于生死大事，计有：鸩死亲生子太子李弘，逼名义也是亲生子的太子李贤自杀，杀异母兄元庆、元爽，杀从兄惟良、怀运，毒死姐韩国夫人、姐女魏国夫人，绞死姐子贺兰敏之，杀宣城公主婿王勖，骆宾王为徐敬业作的《讨武曌檄》有“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之语，前一句是事实，后一句也未必是无中生有，至少要疑惑高宗和她的生母杨氏也死于她之手。这样一位举起刀连亲近也不放过的人物，一时竟受吹捧上了天，显然来由不是移身于古，更不是人文主义，而是为了某种所求，连常识也不要了。

最后说第三类，对于古的种种应该如何取舍。这比第二类还要麻烦。原因是，其一，取舍要先评论，也就要有标准，这就不能不把第二类的麻烦都包下来。其二，需要点检、衡量的事物太多，因为取舍是从大堆里挑选，就不能不先看看大堆。显然，写小文，谈闲话，就不敢碰这样的大堆。其三，第一、二类的认识、评价，有如上大街逛商店，五光十色，喜欢或不喜欢，虽然不免于动心，却还没有掏腰包，买。取舍就大进了一步，是掏腰包买，结果的合意不合意，合算不合算，等等，就由旁不相干变为伤筋动骨。伤筋动骨，关系重大，会引来，至少是一部分人的，轻则皱眉，重则声讨。谈闲话，惹的麻烦太大，不好，但又不能一概从略，怎么办？搜索枯肠，居然挤出三个原则：一是只说舍而不说取，可以化重为轻；二是少说，点到为止，可以避免言多语失；三是只说书生分内的，就算是话不投机吧，因为重在责己，也就可以化生气为微哂。原则有了，还要化虚为实，而碰巧，未费吹灰之力就想出一个，曰“八股”。关于这巧，也可以闲扯几句。是几天以前，开书柜找什么，碰到一份打印件，标题为《八股文示例》，共七页，末尾有时间，是1980年7月，距今不及十年，还记得是奉编辑室头头之命，为尚未有二毛的一些人讲的。命的用意是，吃编辑饭，嘴里常说八股，可是没见过正牌八股文，总是不应该。我讲，还想老尺加一，或学以致用，着重说说，八股文，形体之外还有精神，形体，随着清末科举考试的废八股文，死了，精神却未必然，所以应该时时警惕云云。记得那次讲，听者并不很热心；我现在无妨借用曾文正公屡败屡战的精神，旧事重提，再说一次八股应舍而不易舍，以完成本篇谈取舍问题的自寻苦恼的任务。

先说形体。百闻不如一见，不得不举例。但是估计，容貌离现在的时装太远，不会有人愿意多看，所以只抄一篇的前部：

记圣人之见小君，重礼也。（以上破题）夫古有见小君之礼，子亦行其礼而已，岂以其人而斥之哉！（以上承题）且古者大飨之礼，夫人与焉。春秋礼仪虽废，犹有行之者。子为四方之人，则凡小君如南子，相见亦其常也。后人疑南子非当见之人，因谓子所见南子为南蒯，而岂知当日修贽见之仪，达变通之节，固已昭然可供证者。（以上起讲）今夫吾夫子至卫之日，正南子承宠之年。（以上领题）中冓召娄猪之丑，方将搴帷窥客，徒作宫女之招摇；而赏识及于贤豪，转乐睹上国衣冠之色。（以上起比或起股上）征车兴衰凤之歌，不闻开阁招贤，重沐大君之恩宠；胡片席偶停沫土，反足动掖庭景仰之思。（以上起比或起股下）

（清来鸿瑨《子见南子》）(www.daowen.com)

孔子见南子是不光彩的事，因为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不规矩，名声不好，所以“子路不说（悦）”。孔子急得向学生起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以此为题，文章显然就很难作，因为要把臭的说成香的。可是八股有办法，办法是集冠冕的典实加雅驯的辞藻，用且夫、者也等有气势的虚字联缀起来，于是与裙带有关的不好出口的事就成为其奥义大矣哉。

这大矣哉来自精神，那就转而说精神。八股有形，破题、承题、起讲之类是也；有神，空话、大话、假话是也。空是说了等于不说，如有一篇嘲笑所谓墨派的戏作是最典型的，开头是：“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大是把某些鸡毛蒜皮都说成有关治平大道，如上面所举正牌八股文的破题就是。假是笔在且夫、者也，心里想的却是金榜题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外放充县太爷。

这样说，八股之神的不可取也显而易见，其灭绝想当很容易了吧？曰不然。原因有二。一是根深叶茂。所谓深，是挖到为什么会有。答案是：权有大小之别，大者要光彩而小者不得不言，有些事，南史的直笔行不通，只好空大假。根是如此之深；叶呢，如果文献足征，其繁荣景象，也许在周口店就能找到吧？周口店往矣，商、周的甲骨、金石以及诗书中也许能找到不少吧？可惜我既少精力又少兴趣，只能举一处时代相当早而既显著又典型的，那是《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所记，“天王狩于河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王竟受臣之迫而前往，不光彩，怎么办？只好说成出去打猎，这还有个名堂，曰“为尊者讳”。讳，为尊者，办法是大（坏）事化小，小（好）事化大，或更进一步，坏事变无，甚至坏事变好，总之，都是语言文字与事实各干各的。至于这样的叶，常言道，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但可以推想，纸面上成为文字的，有不少必是这种手笔的产物。还有难于灭绝的原因之二，是能够以各种形式出现。例如体裁不拘，靠前的，可以是韩文公的《颜子不贰过论》，可以是王荆公的经义文，可以是吕东莱的史论文，靠后的，可以是什么什么认识、什么什么体会之类；长短也不拘，甚至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什么，照例加一顶天才、英明、重要之类的帽子，也应该算。这样，根深，难变；叶茂，也难变，形亡神存，至少在这方面，范缜的神灭高论就说不通了。

这会关系重大吗？说大就大，是为不正义张目。还是反求诸书生自己，就算是小焉者吧，“日日年年章句”（恕我引自己的歪词），而有幸爬上纸面，入识者之眼，却换来孟老夫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叹息，清夜自思，还能入睡吗？——不好，这将走近牢骚，应及时打住。

但缩小范围，变为狭义的责己，即通常所谓检讨，总当允许的吧？想到两种情况。一种拿得准，且显而易见，是有时候，有人求写点什么，谢绝的话不好出口，答应，拿笔，又没什么有分量的意思好说，于是敷衍成篇，里面就不能不掺和或多或少的空大假。另一种拿不准，因为不显而易见，是从小子曰、诗云惯了，以及受各种风的影响，拿起笔，也许曾经引经据典，或照本宣科，用自己也不明其意或不首肯的有力格言和模棱术语，当作大帽子，以壮门面，唬耳食之徒吧？如果竟真是未能免俗，现在就只能，或积极的，坚信“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或至少是消极的，说几声惭愧。总之，主观愿望是，有如韩文公之作《祭鳄鱼文》，希望广大的拿笔同道，共同把八股赶走。

写到此，想到最近王泗原先生惠赠的一本大著《古语文例释》，全书数十万言，只谈本篇“认识”方面中的“语文”方面的一点点。而我，不只谈到认识，还谈到“评价”和“取舍”，真可谓不自量力了。语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之患是在好闲话，但既然成了篇，也就随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