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的是潘光旦译英国霭理士著的《性心理学》。一个译本,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来话长。我上大学时期,受当时学风的影响,也在故纸堆里折腾了一阵。后来,像是并没有受禅宗和尚的感染,就殊途同归,忽然想起“生死事大”来。其中有大问题,怎么处理?禅宗和尚务实,不在“生死事大”上停留,跳过去,求顿悟,躲开,也就认为解决了问题。我跳不过去,于是在“生死事大”上纠缠。用家常话说,是想先了解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起初还不知道这条路会很长,胡涂助长胆量,于是起步,走。当然要先听听人家的。孔孟老庄等人是旧相识,听过他们的议论不少,但感到不够,于是由中而外。地域扩大了,内容更要扩大。中心是伦理学,或称为道德哲学。由中心向四外延伸,凡是与思和行有关的,都会触及。于是诸门类之中就有了心理学。由人生是怎么回事这个角度看,心理学领域还有最敏感的,是性心理。总之,是求知的得病乱投医,也看,并搜集讲性心理的书。这方面的大家不很多,英伦三岛的,就我所知,以霭理士为最有名。他的这方面的著作,最重要的是七卷本的《性心理研究》,我东拼西凑,买到前六卷(缺第七卷补编)。这部书,正如书名所示,是研究,一般人想了解这类知识的梗概,不合用。为了适应一般人的需要,霭氏写了一本简编,名《性心理学》,于1933年出版。这本书我也有,查书前的题记,是1943年8月7日从北京西单商场买的,伦敦第一版。潘光旦译本就是根据这个本子,于1946年出版。也许是因为已经有了原本吧,译本出版时我没有买。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次到国子监的中国书店看看,偶然遇到这个译本,旧而不残,也就买了。回来翻翻,觉得如果谈论翻译,这个译本可以作为好一面的拔尖儿的样品,仔细讲讲。
放在书柜里约十年,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没有份。因为我只有一些破旧的所谓“长物”,其中主要是书。但书与思想以及著书的人有关,深挖,上纲,就会比怀璧更严重。为了化险为夷,不得不检查,毁。专说讲性心理的,处理的原则是:一,外文的可宽,中文的必严,因为推想红卫英雄是很少通外文的。二,书名委婉的可宽,直率的必严,如《性心理研究》可存,《妇女的性生活》必毁。三,人没问题的可存,人有问题的必毁,著者霭氏非本土人,而且已经作古,大概可以算作没有问题,译者潘氏是写过《宣传不是教育》的,当然有问题。根据这三项原则,潘译《性心理学》都在必毁之列,于是它就被投入除四旧的临时炉灶内,化为灰和烟飞升了。毁,容易,恢复,难,或说不可能,这是大革命给人们留下的惨痛经验。由此经验推论,发疯是不应该的。我,虽是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发过疯,把许多不应该丢弃的,扔的扔,烧的烧,及至事过境迁,命还在,有回忆的余裕,有时就禁不住想到,扔的,早已“人面不知何处去”,烧的更不用说,是连何处也不可问了。这不可问的种种,大部分只是家之敝帚,并不值钱,却反而使人难以忘怀。言归正传,这本潘译《性心理学》就是这样使人难以忘怀的一种。
为什么?这要由一般译文说起。就现存的文献说,用译法传不同语言的内容,大概始于东汉安世高译的《修行道地经》吧?其后直到赵宋,译事都限于佛教的三藏。译语用浅近的文言,成绩不坏。元朝入主中原,有蒙文译为汉语之举,如《元朝秘史》《元典章》之类,现在看来,用语四不像,很别扭。其后可以算作走入近代,由译佛学转而译西学。《几何原本》之类是明朝晚期译的,译语当然是用文言。一跳到了清朝晚年,译西学成为风起云涌。译语还是用文言,如林琴南和严复都是;只有《新旧约全书》等少数用官话,是例外。用白话大量译外国著作是“五四”以后的事,至于质量,那就上上下下,一言难尽。评定质量高低,要有标准,严复提出三项:“译事三难,信,达,雅。”雅难说,严氏大概是指古,即有诸子味儿,可不在话下。且说信和达,确是很重要,因为不信就脱离了原著,不达就说不明白,看不明白。但做到却很不容易。先说信,不懂外文、译时另起炉灶的林琴南不用说了,就是严复,为了求雅,学诸子,所译《天演论》就把第一句第一个字的“I”译为“赫胥黎”了。达也不容易,因为要把外文的外貌和内心通通化为中文。举实例为证,多年前我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用胡仁源译本,捏着头皮细心啃,总是越看越胡涂;幸而不久就买到德国语言学家弥勒的英译本,一看,才知道原来的难,绝大部分来于译文的不能达。信了,达了,能不能再高些?理论上可能,或者说,也可能间或有之。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是农村大老粗译《论语》“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段,译文是:“二月过,三月三,穿上新缝的大布衫。大的大,小的小,一同到南河洗个澡。洗罢澡,乘晚凉,回来唱个《山坡羊》。”这很妙,可以称为神译。
神,非人力所能必得,只好退而求精。这,我常常想,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精通外文。像五十年代早期,有些人只学几个月俄语就抱着字典译,自然就难免错误连篇。二是精通本国语。这也不容易,达,北海东坡,对得恰好,都得靠这个。三是有足够的所译著作这一门类的学识。例如译心理学的书,译者最好也是心理学家。四是认真负责。就是意在好上加好地传授知识,不是换稿酬。用这四个条件考试,我的经验,译品,连出于林琴南、严复之手的也算在内,必有多一半不及格。可是潘译的这本《性心理学》却可以得特高的分数,即不是一百,而是一百多。多从哪里来?这要用打算盘的办法来解释。比如四个条件,满足一个给25分,潘氏精通英语,就第一个条件说当然要给满分;第二、第三个条件也是这样,因为他精通中文,又是这门学问的专家;这样三项一加,已经得了75分。最后看第四个条件,原文和中文对照完毕,既信又达,当然要给25分。可是各章的原文后还有译者注(如第六章后多到125个),一看,不好办了,先说总的印象,是“加倍”认真负责,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分数当然也要加倍,于是四项一加,总数就成为125分。
以下要略举例,说明给125分是理所当然。总的说,译者注的作用是使读者尽可能地扩大知识范围。注总计为570个,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举相关的论著,如第二章注③:
在这一点上,葛吕氏有两种文稿是值得参考的,一是它(应作他)的一本专书,叫《动物的性别的遗传学》;二是一篇论文,就叫《性》,是露士(Rose)所编《近代知识大纲》中的一篇。
一类是举印证的材料,如第四章注:
晋阮孚有屐癖,也可以说是履恋的一种。《晋书》(第四十九卷)孚本传说:“孚性好屐,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九)里认为是典午(案即司马)人不顾名教的流弊的一大表示。其实此类癖习自有其心理的根据,以至于性心理的根据。……清袁枚《续子不语》(卷一)载有履恋而兼疯狂的一个例子,题目是《几上弓鞋》:“余同年储梅夫宗丞,得子晚,钟爱备至,性颇端重(案指其子),每见余执子侄礼甚恭,恂恂如也。家贫就馆京师某都统家,宾主相得;一日早起,见几上置女子绣鞋一只,大怒骂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辈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见之,谓我为何如人?速即掷去!’家人视几上并无此鞋;而储犹痛詈不已……”
一类是补充原文,如第二章注:
性与触觉的关系,方面很多,霭氏所论已不能说不详尽;不过有一点霭氏似乎始终没有提到,不但本书里没有,就是七大本的《研究录》里也没有,就是触觉与阳具崇拜的关系。霭氏在下文讨论《性择与视觉》及《裸恋》的时候,固然都提到阳具或其象征的崇拜,但此种崇拜和触觉有何关系,则始终没有顾到。(以下引《两般秋雨盦随笔》和《觚剩》所记以及白云观摸门圈事,说明这种现象。)
一类是修正原文,如第八章注和
:
霭氏这句话有语病,难道对于但丁,妻子和家庭便是接受废弃的欲力的尾闾么?译者以为这在但丁自己也未必承认。(www.daowen.com)
霭氏于升华的理论,虽说得相当的小心,但译者还嫌其过于肯定。译者比较更能接受的是希尔虚弗尔特的看法。
就举这一点点,也可以证明评125分并不失之过宽。
可是就是这样一本书,我竟亲手把它烧了。我不后悔,因为已然的最好设想为当然。但不后悔并不等于不怀念。有时举目看看书柜里的剩余,没有它了;如果碰到机会,想跟年轻人谈谈译文,也只能空口说白话了。就这样又过了二十二年,是1988年夏秋之际,忽然听说三联书店重印了这本书,心比烧它时候还急。立刻给在同一地上班的赵女士打电话,托她代买。她也急,第二天一早就送到我的桌上。顺从喜新厌旧的流俗,我也觉得,这一本比飞升的那一本好多了,灰纸面变为压薄膜面不说,还多了作者传略等内容。书前印了潘氏的两张照片,虽系半身,也总可以显露“一些”当年的风度(他下肢有残)。书译成后的五首七绝,想是那一本也有的,现在重读,如:
发情止礼对谁论(读阳平)?禁遏流连两议喧;
漫向九原嗟薄命,人间遍地未招魂?(疑当作!号)
(其四)
我亦传来竺国经,不空不色唤人醒(读阴平);
名山万卷余灰烬,何幸兹编见杀青。
(其五)
诗是1944年作,四十四年之后吟味,体会他悲天悯人的苦心,就更不能不感慨系之了。
一本书的得失,使我有时想到书生生涯的一种苦乐。同多数书生一样,我也是幻想不少而财力不多,美婢换宋版书的雅事或蠢事,即使想有也不可能有。但就是难登天一、海源之阁的小本本,只要有些须可取,失落,也总是不能轻易忘怀。即如这本潘译《性心理学》,回来了,我不见得再看,可是不看,还是想有。同样的还有一本,是我的旧同事由其译的夏目漱石《我是猫》,几年前失落,这部小说我看过两遍,当然也不见得再看,可是有时想到它,也还是愿意有朝一日回到身边。盼,不得,苦,得,乐,这类小事也许不值得写;还是写出来,是推想必有少数同病,那他或她碰巧看到,就可以感到吾道不孤,获得一些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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