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看戏（这里戏取广义，包括电影、电视之类），见到出场人物，常常要问坐在旁边的已非小孩子，是好人是坏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却非常复杂。人各有见，一也。见的背后必隐藏着评价的标准，而标准可以不同，二也。这两者还可合可分：标准同，见也同，是合，出现率是常常；标准同，见却各行其是，出现率虽是间或，数量却未必很少。标准问题与哲理有亲戚关系，与政理也有亲戚关系，难说而易惹麻烦，经验教训有云，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见呢，与标准比，级别下降，却数量太大，在家，桌前灶侧，出门，摩肩踏脚，皆是也，总之，也不好说，因而也以知难而退为是。两难踢开，可以答话了，要两者之中择其一，如何择？

最容易的是样板戏，当然红脸的是好人，绿脸的是坏人。还有脸以外的标志，如好人是英勇磊落，聪明机智，百分之百想做好事，坏人是鬼鬼祟祟，愚蠢胡涂，百分之百想做坏事，而结果，总是好人光荣胜利，坏人耻辱失败，等等，都是。这容易分辨，也就容易答复小孩子，是样板戏的优点。似乎也有缺点，是创作气过重，很难在现实世界里找到对证。

次容易的是京戏，因为有象征性的脸谱，以及辅助的装扮。说主要的脸谱，各式各样，有人取其艺术性，不只画，而且印成《京剧脸谱大观》一类书。这里撇开艺术，只说好人坏人。分辨好坏，凭脸谱，可能是绝大部分容易。其间自然也有等级之差。如三国戏，曹操与关羽，一个大白脸，表示奸，一个全红脸，表示忠，泾渭分明。孙权、张飞之流，脸谱的颜色非一，定好坏，就要借助颜色以外的历史知识。我们无妨退一步，不严格分好坏，只满足于了解性格或为人，那脸谱就有神奇的效用。比如李逵、鲁智深之流，一看就知道会犯杀戒，时迁、朱光祖之流，一看就知道会犯盗戒，等等。这神奇的效用还可以带来另一种可贵的副产品，至少是我曾感到有此收获，即处世之难变为大易。例如择配，恕我又男本位，当然找王宝钏或柳迎春，交友，当然找关羽和鲁智深；路上遇见戴王帽的人物，花鼻梁高衙内式的人物，当然是火速逃之夭夭。总而言之，脸谱的作用可谓大矣哉。

扔掉象征性的脸谱，走写实一路的戏，如连续剧《红楼梦》，就没有这样的优越性。依照近年的权威性规定，《红楼梦》是进步或说革命的作品，其精义是反封建。那就以此为评定标准，如果有小孩子问我，上至贾母、李纨，中至秦钟、平儿，下至刘姥姥、焦大，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只好转向红学专家请教，因为答是好人，他们像是并不反封建，答是坏人，又开列不出十大罪状，实在不好办。还不止此也，即如最突出的叛逆人物宝二爷，雅兴大到吃金钏唇上的胭脂，以致金钏投井身亡，如果也算在反封建账上，就未免太离奇了。

写实之下或之上，还有不写的实，即真的世间，就更加麻烦。来由之一是数量太大。曹雪芹大手笔，不过写了几百人，都是在纸面上活动的。由纸面上变为地面上，就不得了，以神州为范围，据说已突破十一亿，还不知道是否把所谓黑孩子也算在内，何况高喊开放、高喊旅游以来，楼中路上，还有不少华侨和老外。这是“人多力量大”高论的结果，我们无发言权者只好默默承受。来由之二，至少在本文中更为致命，是由扶杖老朽到怀抱幼小，脸上都没有谱。没有谱，推断行业，一部分不难，如官与个体户与大学教授之间，在权与钱方面就界限分明。分辨好人坏人就不那么容易。这里还是以常识为依据，降低要求说，顾自己而也给别人留有余地的是好人，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或奉行“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主义而无所不为的是坏人。物以类聚，好人算作一群，坏人算作另一群。这样，在大街上或某场所，你遇见一位，假定不容许中间人物存在，你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他或她推入某一群而保证无误？这时候，或尤其这时候，你才会深入领会，脸谱是何等重要。(www.daowen.com)

然而事实是没有，怎么办？十几年前，一个年轻的晚辈，生不逢时（也许是逢时！），大革命中的1970年大学毕业。上学时期，水=H2O没学多少，为了革命，参加打派仗。也是至时结业，依照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什么理论和规定，背负被卷，手提箱笼，下乡了，因为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贫下中农是不住城而住乡的。在村野学了两年，转为孩子王。一次回来，谈学习心得，关于处世对人的，使我大吃一惊，是初见，要把他或她看作坏人，交往时多加小心，如果渐渐证明信得过，再变看法。我的本性又露，有所信就顽固不化，而且嗓子眼儿不严，有什么就说。就算作倚老卖老吧，我说：“我则恰好相反，无论谁，初见，都看作好人，碰了壁，甚至倒了霉，再变看法。”还唯恐年轻人不重视老朽的所想，接着拿出堂皇的理论，是：“把人看作好人，失败之后才有损失，损失不过是财物之类，至多不过是安全之类。把人看作坏人就不同，是一开始就坏了心术，损失是道德的，或干脆说是品格。”这个年轻人，也许是学习确有大心得吧，点头，笑了笑，没说什么。我了解，这是用不言表示，你就继续迂阔下去吧，多碰几次钉子，你就明白了。

后来怎么样呢？说不幸而言中，不对。原因不是，如不少使徒所预期，多念几遍口号，现实世界就一眨眼间变为《镜花缘》的君子国，而是我衰迟加懒，除了少数熟人之外，几乎不同生人交往。不过，说幸而未言中，也不对。原因既简单又明显，是我还活着，活者动也，动包括言和行，自然就不能不触及熟人之外。而这就会引来不怎么如意的种种，比如说，有的人，本当客客气气的，却变揖让为恶声了；有的人，本当不较锱铢的，却打起算盘来了；有的人，本当近在咫尺的，却音问渐稀了。关于这些，不只人各有见，还人各有路，我都谅解。但闭目入睡之前，或梦断张目之后，思路远游，就不能不想到处世对人究以如何为是的问题。如上面所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所求主要是心安。那个年轻人是实际主义者，所求主要是不受害。谁应占上风？又躲不开标准问题。至少是由功利主义的角度看，那个年轻人占了上风。我呢，可告慰者是并没有服输；但还有不可告慰的一面，是对于一向坚持的理想主义，有时竟感到有些动摇。这是在理想与实际间摇摆了，或者说，正在由理想的一端向实际的一端移动。如果移动太多，其至离实际的一端近了，那理想主义就成为失败主义。这有时使我想到我的最敬畏的老友韩君，我的老伴芝姐，以及早已作古的我的二姑母，在这几位的眼里，初见，甚至再见，是不曾有过坏人的。我也自信一向站在理想主义一边，却未能坚守，惭愧，惭愧！

折中而有挽救之力的路是借助脸谱。可惜脸谱也是理想主义，其意若曰：花花世界，最好是这样，处世对人就容易多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画饼不能充饥，所以我每看到京戏，望见脸谱，就联想到我的理想主义的命运，不禁为之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