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到龙年要谨小慎微，因为容易出事儿。如果不信，有事实为证，其中有天灾，如地震之类，有人变，如某某见了上帝之类。对于这样的高论，我只能接受一半，即所举的证据不假，与辰龙的联系不真。但不管我怎样亲近相对论而疏远推背图，今年又逢龙年，相知的，半知的（不知彼方是否还记得），果然作古的不少；其中还有可以称为巧遇的，是由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三位相知的忌辰各占了一天。作古的人多，听或看悼词的机会也多。依惯例，悼词要罗列盛德。人，我想，如戏台上有生旦净末丑，应该是心和面各有特点。可是听或看悼词，除姓名、籍贯、职务等之外，说到为人的优点，几乎都是千篇一律。这使我想到章实斋《文史通义》上的一点意见：

每见此等传记，述其言辞，原本《论语》《孝经》，出入《毛诗》《内则》。刘向之《传》，曹昭之《诫》，不啻自其口出，可谓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尽识鹿车、鸿案？善教子者，岂皆熟记画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闺修皆如板印。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

（卷五《古文十弊》）

皆如板印来于执笔者的胸有成竹。成竹有来源，是“时风”，即有关什么是光荣的一整套制艺式的不成文规定。这样的规定就一定不好吗？当然不是。这里的问题是，制艺会成为严厉的绳墨，人，作古了，入悼词之前要用这绳墨检校并调整一下，于是而认为多余的，要削去，缺欠的，要增补，用俗语说是要灶王老爷上天，好话多说。其结果呢，是常常，由相知的人看来，轻则也像也不像，重则面目全非。人死如灯灭，像不像，想开了也无所谓。但想法还可以有另一面，人死留名，名与实不合，尤其像尊称傅青主、顾亭林一流人为徵君那样的事，就真是有点杀风景了。

这使我想到人死留名的种种办法。最常见的也是借他人之笔。其上者是入正史，如《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中人都是。等而下之，花样繁多，有的像是坐专车，也写成传；更多的是见于各种杂记，非专，只是连类而及，也总算点了名。（记言行的《论语》《孟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传，好，只是稀如星凤。）这样出于他人之笔，其可信程度究竟有多少呢？一言难尽。太史公司马迁的写作态度，后人不敢置疑，但他是草创，史料库存不多，不能不接受传说，而传说，经过不少人的口和耳，失实的情况显然不会少。其下，有时候会有不敢写的情况，如唐太宗时期记建成、元吉的事就是这样。还可以更下，如魏收撰《魏书》，是以送好处多少定好话的多少。更没办法的是人人戴着评价的眼镜，这眼镜自然也要影响取材。总之，其结果必将如孟子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事实是有书，于是就只好乞援于抉择。可惜的是，抉择的人也无法摘掉眼镜。——幸而这些问题的专利权都是史学家的，我们只是谈谈闲话的可以不管。

也许就是由于不敢信赖他人之笔，有些人，有了名，估计有的出版商会印，于是自己动手，写自传。自己描画自己，也有好话多说的可能，但以常情而论，总会比出于他人之笔的近于真实，因为只有自己才有更多的透过面容写内心的能力。可惜的是，能写自传、肯写自传而且有出版商肯印的人不多，这就有如理想，虽然美好，变为实际并不容易。不得已而求其次，是这样那样的准自传。有正牌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充《论衡·自纪篇》，颜之推《观我生赋》之类，虽然所写不能全面，总是说得上针针见血。（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也可以归入这一类。）有副牌的，那就花样更多了。只说两种最常见的。一是日记。日记本来是只备自己查考的，自己对自己，没有寒暄甚至虚应故事的必要，因而无论写身的活动还是写心的活动，都可以，也应该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不含胡。如果真能这样，那就成为比自传更为真实细致的自传。可是世风日下，近代以来，也许由于有不少人对别人的私事更有兴趣吧，于是而有刊印日记之举，其中如《越缦堂日记》，并且是原件影印。这样一来，有些人，一天过完，灯下伸纸，录自己之像，就不能不有戒心，即坏话少说。再下者是有“成心”，录像前先化装，于是而貌仅中人就变为环肥燕瘦，可信程度就更差了。还有一种，不是怕灾梨枣，是怕查抄拿去检查思想，于是而笔下只能写一点点无违碍之行，如早起曾刷牙、睡前曾洗脚之类，而永远不写心，那就可以说是虽有如无了。虽有如无，还要这样写，是时势使然。时势，力大，自外来，非主观能动性所能左右，不说也罢。再谈副牌的另一种，是书札。写信，经常是处理一些未能面谈的杂事，或秘事，但处理，办法和态度也会因人而不同，于是这不同就成为另一种方式的写身和写心。有少数书札是直接而专一地写自己的身心的，如大家都熟悉的司马迁《报任安书》，他的外孙杨恽《报孙会宗书》，西汉实行裸葬的怪人杨王孙《报祁侯书》，明朝宗臣《报刘一丈书》，都是很好的样本，可以说是读其书如见其人。

说到如见其人，有一通书札值得提出来单说说，那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我的领会，这是一篇游戏文章，或说借题发挥的文章，因为嵇康和山涛（字巨源）是竹林的酒友，交谊很厚，嵇康被杀之后，他儿子嵇绍仍是借《山公启事》的光才作了官。借题，题是否为山公无所谓，要点是发挥。发挥什么？无非是自己愤世嫉俗，甘心众人皆醉我独醒。由皆醉的人看来，有些话说得未免太尖刻，如：

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文选》卷四十三）

多方面表示厌恶官，甚至更进一步，连圣贤也不放在眼里，对不对且不说，写自己的为人，总够得上全盘托出了。全盘托出是世故的反面，于是就引来杀身之祸。但他也有不小的获得，是给世人看的面孔是真的，不是冒牌的。

想以真面目对世人，就尤其要重视盖棺论定，因为这是最后的总结性的一次。可惜这类的论定几乎都是由别人下笔，于是，正如上面所说，执笔的人有成竹在胸，又行君子成人之美的圣道，写，印成文本，就不能不殊途同归，千篇一律了。推想有不少人是喜欢这样的，因为时风是风，草上之风必偃。这也可以谅解，甚至承认为当然。但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就算是少数吧，也总会有人，像杨王孙那样怪，时风以为然的，他偏偏不以为然。这样，他百年之后，执笔论定的人凭善意好话多说，他，如果有知，就必致引为遗憾。怎么办？最理想的办法是先下手为强，自己写，不给别人留下挥笔的机会。不幸是一般人都没有传说的禅宗和尚那样预知涅槃日期的本领，因而即使有此弘愿，也总是难于实现。自然也会有例外。如“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逝世前就写了《挽歌诗》三首和《自祭文》一篇。前者有这样的句子：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www.daowen.com)

……

幽室一以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这笔下的为人是“达”，荣辱无所谓，送葬的人回去欢欢乐乐也无所谓，与曹操的放心不下，还叮嘱分香卖履，面目迥然不同了。《自祭文》里还有说得更露骨的，如：

惟此百年，夫人（人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淄？捽兀穷庐，酣饮赋诗。

生有浮世名，死有身后名，是世人所爱，他偏偏不这样。这是他的真面目，如果盖棺后别人挥笔，那就可能说反了。

说身后话，表明自己不同于流俗，陶渊明是温和派。还有激进派，如明朝的遗民张宗子（名岱）就是。他的《琅嬛文集》卷五收《自为墓志铭》一篇，是古稀的前一年所作，其中有这样的话：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无官位）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岂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摴蒱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铭曰：穷石崇，斗金谷；盲卞和，献荆玉；老廉颇，战涿鹿；赝龙门，开史局；馋东坡，饿孤竹。五羖大夫，焉肯自鬻；空学陶潜，枉希梅福。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

七不可解，用现在的话说是四不像。这还是小怪，一升级就成为败子、废物、瞌睡汉等等了。败子、废物之类，不好听，但也有优点，是描画出来的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不是经过改造的样板戏中的人物。“他为”的墓志铭就不成，因为“谀墓”之文照例要好话多说，以求合于时风，换来润笔的。

对于好话多说，正像对其他事物一样，也会出现爱憎的不同。绝大多数人大概要站在爱的一边吧？但站在另一边的，纵使少，也总会有一些，如陶渊明、张宗子之外，还有唐朝的王无功（名绩）、明朝的徐文长（名渭）等等。为站在憎一边的人设想，上策当然是先下手为强，自己写，不给他人留有余地。但这就一般人说，会有不少难处。没有禅师预知涅槃日期的本领，一也。也会有人，与慈禧皇太后同道，不敢说死，甚至不敢想死，于是也就没有拿笔的勇气，二也。还有其三，量可能最大，是仙逝突如其来，想拿笔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悼词之类就只好任凭有成竹在胸的人写。其结果，本来自己是想说“多不是”（汉高祖语）的，悼词中却变为全身优点；本来自己是想说一生懒散的，悼词中却变为一贯积极。好听是好听了，遗憾的是，人生只此一次，最终不能以真面目对人，总当是无法弥补的缺陷吧？为了避免这样的憾事，还有个或应算作下策的补救之道，是弥留之际，写或说遗嘱（如果有此一举），于分香卖履诸事之后，再加一条，是：走时仓卒，来不及自己论定，但一生得失，尚有自知之明，敢请有成人之美的善意的诸君不必费神代笔；如固辞不得，仍越俎代庖，依时风而好话多说，本人决不承认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