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我的”两个字最重要，去掉这两个字，文章就不好作了。幸而早已有人作过，那是写《贩书偶记》等书的孙殿起，琉璃厂通学斋的有“实”学的主持人，喜欢考史，于几十年前辑了《琉璃厂小志》（作古后由别人整理出版）。这本书的大优点是繁而杂，繁是有闻必录，杂是连类而及，如谈旧书，就走出琉璃厂，兼看看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地。优点还可以分类说。一是旧闻多，凡是散见各书之有关琉璃厂的，如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之类，都收了，这样，想了解琉璃厂，就用不着东翻西检，有这一本就够了。二是有很多材料不是来自书，而是来自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记忆，这是最珍贵的史料，因为放过就会湮灭，即以《贩书传薪记》那部分而论，所记的有些人，不见经传，我还熟识，见到就感到特别亲切。三是所收游记、诗词之类，可以作为卧游之资，那就还有考史以外的价值。但这样一来，我就有如前行有虎拦路，只好绕道走，着重写“我的”，以表现另一时期的琉璃厂的今昔变化。想分作三个段落谈，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半，三是“文化大革命”之后。

先说第一个段落。1931年夏，我念完通县师范，无路可走，到北京考大学。心目中考两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考期在前，发榜也快，侥幸录取，乐得牺牲一元钱的报名费，可以入师范大学的考场而没有去。人生的旅程有如实际行路，岔路口，走上一条，前面的景象就与走上另一条迥然不同。且说北大与师大的两条路，可以推想，千差万别，一言难尽。其中很小的之一属于地理方面，包括远近和方便不方便。扣紧本题说，入北京大学，我就有住北河沿第三院宿舍的机会，离东安市场就近了；入师范大学，校址在和平门外路西，原琉璃厂的琉璃窑所在地，到后期书业集中地的琉璃厂，出校门往南，不过一箭之地。简而言之吧，我因为没入师范大学，与琉璃厂的关系就难得亲近，或者说，只能间或走走而不能朝夕流连。间或去，目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平时买笔墨之类，一类是旧历正月逛厂甸。先说有目的的买。穷学生，没有乾隆年间四库馆中人查书的需要，没有搜求善本的财力，所以到琉璃厂，很少走进书店，偶尔进去看看，也很少买。买笔墨等用物的时候比较多。笔买贺莲青或李玉田的，七紫三羊或五紫五羊，一支不过两三角钱，店里人还管挑选，捻捻毫端，看看，才递给买主。墨买胡开文的，五百斤油，黑而亮，一支也是两三角钱。三家都在东琉璃厂。古董店，旧墨不少，听说有点地位的文人、书人、画人都用旧墨，乾隆年的，一锭一二元，也不很贵，我们不敢问津。笔墨之外，记得由书店买过几种书，其中一种是《永怀堂古注十三经》，七七事变战火中失落了。还买过碑帖，现在居然还有残存，如二爨，《谷朗碑》，《嵩高灵庙碑》，大概都是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时候买的。

再说逛厂甸。由老北京看，厂甸也是庙会的一种，定期，男女老少都去，有卖有买，可吃可玩。由书生看就不同，比如外城广安门外有个五显财神庙，庙会期在旧历正月初二，经商之家必去，书生就很少去。厂甸庙会不拜神，会期长，由正月初一到十五，有些人却天天到。原因之一是展出待价而沽的是古旧书籍、古旧书画以及古董等；之二是货多，勤换，天天有巧遇的机会。以下具体说“我的”，记得是由1932年起，每年会期平均去两三次。路程是由北而南，出和平门。出去不远，路中间是席棚，向南延伸很远。里面挂满旧字画，据说名家款的，几乎没有真的。索价不一定，也许几十几百，三两块钱就成交。我这样的既无眼力又无财力的人当然不敢过问，所以总是走马看花，一穿而过。席棚北端往南不很远，两旁都是背墙面街的书摊，整齐大部头的不多，因为意在清除丛残存货。但是反而容易发现罕见的，所以摊前总是不冷清，其中还有不少戴花镜的老朽。我也买到一些，其后有的散失，剩下的一些混在丛杂中，辨认也难了，只有一种，《粤雅堂丛书》本《苏米斋兰亭考》二册，日前偶然见到，已沦为一旧砚之座，记得确是逛厂甸时候买的。厂甸庙会海王村内（今中国书店）为古董摊集中地，其东火神庙内为珠宝玉器摊集中地，那是供应另一类主顾的，与书生无关，只好不谈。

以下转入第二个段落。自1949年革故鼎新，琉璃厂变化很大，庙会渐渐消亡，书籍、书画、古董等商店渐渐减少、归并。我前往，目的和行程由前一段落的杂化为单一，具体说是只到东琉璃厂一家，路北专经营旧书画的宝古斋。我不能书，却喜欢看法书，其时这类旧物还不很少，价不很昂，有时货合意兼价合意，就买一两件，拿回欣赏，也可算是遣有涯之生的一种妙法。画当然也好看，但价高得多，只好看而不买。店里有一位店员名张有光，是我的同乡，重乡里之谊，我隔些时候去，他总拿些价不高的新进货给我看看。这里插说几句，书画和人一样，也有走运不走运的分别，比如伊秉绶和刘石庵，都有大名，伊的字就贵得多；又如郑板桥和高南阜，就字说，我看还是高的较好，因为骨多而少造作气，可是郑的贵得多。还是回过头来说交易。因为是国营了，话说得实在，比如“真的，没问题”，“有人看真，有人看假”，等等。又一个好处是，已经定价的就言不二价。这样，有如钓鱼，只要有耐心，日子多了，也就可以钓上几条，纵使都是三两二两的。但只要不是想贱买贵卖，而是想遣有涯之生，三两二两的也未必不如三斤二斤的。比如都是经张君之手，我买得的姚惜抱恭楷书札，高南阜左手书札，梁山舟为吴山尊书前后《赤壁赋》，翁方纲为张廷济书藏器题跋，曹贞秀书刘改之词扇面，归懋仪书自作诗扇面，虽然在收藏家眼里都算不了什么，我却觉得颇有意思。(www.daowen.com)

最后说第三个段落，“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革命中，琉璃厂所卖，十之十是四旧，在应除之列。除的结果是灭亡，至少要销声匿迹。七十年代末，风有变，对四旧的评价渐渐大变，由应除升迁为应保护的文物。然而可惜，到想改阶下囚为上宾的时候，连囚也难于找到了。但恢复仍势在必行，一是这属于精神文明，二是外国人珍视，可以换外汇。于是行回生之道。其中的大举是改破旧平房为宫殿式，中举是恢复老字号，小举是开货之源。三举，最后一举最难，一是大除之后，死里逃生的已经不多；二是有文物什么法，值得保存的不许卖。这结果，——还是说我的见闻吧。先说“货价”。还是八十年代早期，我过琉璃厂，顺便到中国书店看看。从架上抽出两本一部的线装书，看着眼熟，知道是我的故友李君物，大革命初被运走，落实政策时，他儿子以平均一本一角的价钱卖给中国书店的，已升到一本五元。碑帖的价就更可怕，如郑文公上下碑，拓裱都平平常常，已升到过千元。再说“货质”。八十年代前期，我陪伴也有砚癖的王、刘二君往庆云堂楼上看旧砚。货不少，明码标价，最少的一方一百元，最多的一方五千元。看完，二君问我的观感，我说没有一方可要的。还可以说说“货的真伪”。一两年前，听说响应开放，古书画也卖了，一个年轻人有兴趣，约我一同去看。我们看了两家，虹光阁和宝古斋。挂出的货不多，绕场一周，见到很伪的八大山人，价八千，很伪的王石谷，价五千，万没想到连清末民初人的字，如陈宝琛、邵章之流，竟也有形而无神，可是定价都是六七百元。我只好一笑走出来。

近几年，我往琉璃厂，常进去的一家是荣宝斋。十之九是买纸。也有个小笑话，是住在晋南的玄翁来信，托买六吉宣。我赶紧去荣宝斋，正好一位年老的售货员在柜台内，我上前说明来意。那位很幽默，先反问：“您说的是什么时候的话？”我识趣，答：“前些年的。”想来是话投机，他笑了笑，说：“您有什么就买什么，别说前些年的话了。”于是买了净皮，不再要求六吉。顺便说说，荣宝斋还卖今人字画，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启功先生的字一幅售价二百元。我少见多怪，看见启功先生，开玩笑说：“您知道您的身价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已经涨到二百，他说：“两毛您要吗？”我说：“不要，因为要您的字，我还没花过一毛钱。”不想又过了几年，连续有人告诉我，原来二百那样的，已经涨到六千。真贵加上其他的假和次，也贵，再加上外围的宫殿式，其总和就成为可怕。但是我不怕，因为我有战略战术，不是取自孙武子，是取自勤于治水的大禹王，三过其门而不入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