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因果论者的眼里，一切都是必然的，因为小到某一时曾被女售货员奚落一句，某一时曾想做个飘飘然的梦，都是严酷的因果锁链中注定了的。但同样一件事，由旁观的“论”而转为主观的“感”，那就会成为“机遇”，不是注定。而说起机遇，是少一半可喜，多一半可怕，尤其想到差以毫厘，会谬以千里的时候。在这种地方，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是甘居下游，尽一点人力，然后是听从天命，成也不吐气，败也不丧气。为什么忽然说起这些呢？是因为不久前，又有人对本篇标题所说昔日的府院有兴趣，找我作导游，而我，是由于多种机遇，自1931年起，到现在的1988年末，少断多续，出入于这个大院落的。年代多，大院落的变化很大，导游，指这指那，说是有黍离之感也许太重，总是不免于今昔之感吧。本篇就想以此为题材，说说这个大院落的今昔以及“之感”。

这个大院落，指坐落在北京景山之东一条街（旧名马神庙，民国后改景山东街，大革命后改沙滩后街）西部路北高墙之内那个大方块，住户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是清乾隆前期的公主府，中是清末起的“国子学”，先名京师大学堂，后名国立北京大学第二院（理学院），晚是五十年代前期起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十年代分家，成为人教、高教两个出版社）。依时间顺序，由早的公主府说起。这位公主是乾隆皇帝的四女儿（纯惠皇贵妃苏氏所生）和硕和嘉公主。她生于乾隆十年十二月（公元1745年或1746年），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依旧算法为十六岁）下嫁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子福隆安，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依旧算法为二十三岁）逝世。乾隆二十五年下嫁，推想府必是乾隆二十年左右修建的，也就可以推知，这个大院落，巨型砖的高围墙及其中的不少堂、室，最后的一排两层楼，都是乾隆早期的建筑。说“不少”，因为变为学校之后，曾有改建、增建的事。但是不很多。很多是到了七十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休克数年之后复苏，人多了，感到房子紧，于是也就维新，与老天争地，改平房为楼房。公主府的旧建筑跟不上形势，只好推位让国。这样，入大门中间一路，连带其左右，北京大学时的建筑，都被拆掉，前部改为工字形大楼，用作办公室和图书馆，后部改为两排五层楼房，用作宿舍；死里逃生的只有中间一处，原公主府的正堂，行某种礼仪时用，北京大学时期用作大讲堂的，改为食堂。西路后部几进大屋，原为公主居住之所，北京大学时期用作办公处，现在改为宿舍；前部原女生宿舍也拆了，改为两排三层楼房，也用作宿舍。东路后部的两座两层楼，北京大学增建的，靠北一座工字形的切去后半，其后还想都拆掉，据说忽而有了保护文物的什么文件，也死里逃生了；前部靠东墙改为锅炉房和浴室。总之，变化太大，现在走进大门，想领略一下府的旧迹，以至院的旧迹，不容易了。但是不管什么旧事物，想斩草除根也大难，远的，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迹，近的，如大喊除尽的四旧，不是仍旧举目可见吗？

这大院落的可见旧迹，乱杂，零碎，由客观方面说不容易，只好改为由主观方面，着重说自己的观感。我住在北京西北郊，入城，是由西北往东南行，依路程之理，要由街的西口入。走进大院落之前也有可以说说的。一是路北第一个门，原北京大学的西斋，男生宿舍中面积大，牌号最老的，1904年所建，现在是门户依然，但已成为文化部的宿舍。再东行，也是路北，墙上还有个小门的痕迹，是原北京大学的女生宿舍，门口挂有“男宾止步”牌子的。再东行，原来的府门，北京大学第二院的大门，不见了，改为可以出入汽车的铁栅栏门。说起这个府门或院门，与我还有点特殊关系，是1931年夏投考这个学校，录取的榜是贴在这个门外的。东南角变化最大，1931年我入学时期，合二三人之抱的古槐还在，1933年（？）夏被特大的暴风雨连根拔掉，现在成为粮店，据说是讲了什么条件挤进来的。

入门，对面守在穿堂门外的两个石狮子，东、北、西三面的平房，都不见了，改为高楼，因而连眼也穿不过去了。绕到此楼之后，原来大讲堂前的荷池，靠西一半成为汽车房。原来立在池里的日晷，上部那个斜立上插铁针的圆石盘不知去向，下部那个大理石柱，四面刻有篆字的，曾见它躺在东路靠南那座楼的前面，后来也不见了。大讲堂内，上面的藻井还在，红色明柱也依然。西侧的耳房，许多名教授，讲课前在那里休息一会儿的，也还在，只是改为工人宿舍了。大讲堂后，原来东、北、西三面都有房，北房高大考究，北京大学时期用为宴会厅，当然都不见了。最可惜的是宴会厅后，坐北向南十间（？）两层的砖木建筑，俗称公主楼，也拆了。这样的楼，就是《红楼梦》第六回贾蓉借玻璃炕屏，凤姐教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北京已经剩很少几处，只是因为它“老了（货真价实的乾隆早年建筑）不中用”，就轻易地判了死刑，并立即执行。(www.daowen.com)

西路后半枝干犹存，只是由清爽变为杂乱。三进主房，最前一进是原北京大学校长室，蔡元培校长等曾在这里办公，大致还保留原样，现在成为宿舍。其前偏右有个圆形上有伞顶的房子，我上学时期是招考最后定取舍的地方，也还在，也成为宿舍。再往前，原来的女生宿舍，是不久前拆掉，改为前后两排三层楼房的。

东路简单，剩的遗迹却不少。两座楼，都是两层，靠南一座口字形，靠北一座工字形，推想都是改为京师大学堂后所建，到我上学时期，口字形楼是数学系，工字形楼是生物馆。先说口字形楼，与我关系不深，却时间早，因为投考报名，就是在它南面的廊下；其后，到大讲堂上普修课或听讲演，总要从它的右侧擦过。至于工字形楼，那就关系深了。不是上学时期，记得那时候只进去一两次，一次是看什么陈列，上楼直向东一室，迎面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模型。关系深是从五十年代早期起，大概是1953年吧，是很热的时候，我随着出版社，由西城郑王府（中央教育部所在地）迁到此楼来工作，直到1969年夏末奉命往干校才离开。十几年，眼看字，手拿笔，心里不安宁，因为苦于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果然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万没想到，十年之后，旧府旧院大变之后，我又走入此门，过眼看字、手拿笔的生活。其时我住在郊区，往返费时间，需要在大院落内有个下榻之地。到1981年夏得到，在这工字形楼的楼下，入大门左拐再左拐，窗向南的一间。屋上下很高，还可以想象昔年作教室的情形。我没有孟老夫子四十不动心那样的修养，有时难免有些感慨，因为抚今思昔，恰好是半个世纪。在这间屋里一共住了七年，春风夏梦，可怀念的不少。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面壁时的岑寂，见夕照，闻雁声，常有风动竹而以为故人来的怅惘。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

在这个大院落里，我也经历过一些不快意的事。由浅入深地说说。其一是多次受命迎接外调，总得依时风，低头，静听威吓加大骂。其二，大概是六十年代后半的中期吧，我也加入被专政的行列，字不看了，笔不拿了，废物利用，改为负责清扫公主楼前的院落。这工作比写稿改稿轻松得多，只是可惜，心为“斯文扫地”的旧观念所蔽，总有些不释然。其三是大革命的风刮得最猛的时候，一些所谓好人早请示、晚汇报，我们不少所谓坏人，由好人监督，早晚两次，齐集在大门之内，面北，向至高无上请罪。大概是借了认罪的光，我居然就活过来，而且，到1987年，也是在这大门之内，又居然得一纸编辑出版有贡献的荣誉证书。人生如戏，看开了也就罢了；但我仍不免于有今昔之感，算算，一晃，二十年又过去了。